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共通法治的建构

本文借助于全球化背景下新法律与发展运动的视角，通过考察对东亚法律发展历史阶段，探讨实践中的东亚法治的既有成就与缺陷。其后，本文在总结东亚所面临挑战与问题的基础上，着眼于东亚法律文化和社会治道的会通与创新，提出若干可行的思路。     

浅析我国法律中的人情因素

法学渊源于西方，所以，法律在我国属于“舶来品”的范畴。为了更好的吸收，学习这一制度体系，我国自清末开始法律移植，此时的法律制度大多照搬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并未形成有本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建国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本文试就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的角度，对法与情，法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做浅析。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     

法的价值观差异与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同法律制度的原因很多，有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等。这些因素都客观存在。但在许多场合，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价值观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法的价值观作为特定社会或特定时代文化的构成部分而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因文化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状态，文化的个性、价值观的个性也就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法律制度的差异提供了前提。     

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有创见的论著问世。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法律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引起争议、分歧最多和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是贯通所有法律文化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且，有关法律文化研究的其他许多理论问题都和这一问题相关。仔细察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文化概念本身，而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要了解法律文化的概念，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只有了解了文化的概念，才能对法律文化的概念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文化概念是法律文化概念的源头和基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此文作者着力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法律文化”研究应对文化概念如何定位，以及如何由文化概念引出和演化出“法律文化”这一新文化概念，并对这一新文化概念的“合法性”进行了说明     

网络社会中的法律文化及网络亚文化问题探析

网络社会的崛起,引发了从法律行为方式到法律行为规则、从法律观念直至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文化特征的一系列变化,而建立于这些变异中的观念、价值、行为、制度之上的法律文化,昭示着涌动网络信息流的法律社会必将在变革中选择其合乎历史发展的新的文化皈依。同时,变化中的行为与改变中的法律行为文化,以及弱化的法律控制与变革中的法律制度文化,正在向我们揭示网络亚文化的道德与法律分析的某种结果,或许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出网络社会中法律文化变异的一些痕迹与特点。     

从国际法角度探讨文化保护的若干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在国际上受到与日俱增的重视.文化资源的保护、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地区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与制度高度.从实践效果上看,不仅有效地起到了保护文化的特质传承,同时也对国家建设、提升国家实力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中国政府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点提到了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如何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汲取国外成功的经验.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法视角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探讨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希望能够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点个人的观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法律解释概念探微

从理论上说，有法律，就有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法律解释的历史同法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同样久远。〔１〕因此，对于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首先可以选择历史的视角，考察人类自古迄今对法律解释的认识和实践——不仅考察法律解释自身〔２〕（内在的视角），而且考察...     

论人本法律文化的现代演进

人本法律文化是指主体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法律心态和行为模式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法为人服务为目标的法律文化模式。法律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总体趋势是从人本法律文化向和谐法律文化的现代演进：和谐法律文化是对人本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构建、法律文化诸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及法律和谐文化的构筑。     

满族传统神判制度的法文化分析

满族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在国家法一元论的思想下,学术界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研究,从法文化学的视角对满族进行研究在我国更属空白。以法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对萨满教影响下的满族传统社会中的神判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其独特的法律价值追求。     

中日法文化交流的历史回眸

中日两国法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唐代起直到明、清，中国的法文化始终影响着日本法律的发展，但到了近代，则是中国法律从日本法律制度中不断汲取营养，西方法学输入中国的主流就是日本法律。     

法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为中心

当下,理论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遗漏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以知识产权领域最为典型。从宏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建立起一套产生并主要存在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微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则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具体内容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     

传统诉讼制度文化对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法律制度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层面之一,其对我国当今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在民事诉讼领域,传统诉讼的制度文化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亦颇深。我们应当全面地了解我国的传统诉讼制度文化,正确地认识它的优缺点,从而在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能够更好地汲取其合理成分,构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传统文化依托浅论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强调养老和敬老。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养老保险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因此,重视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文化的依托非常必要。其主要思路是:提倡传统文化学习,推动孝文化的回归;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优化养老财税政策;强化养老道德宣传,严格养老法律机制;博采众长借鉴经验,锻造特色养老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之法文化基础试析

社会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使国际商事仲裁地位独具的内部驱动。文章试图寻找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传统,并以现代法律文化的几个新思路如现代法治思潮、契约理论新发展、共同体主义等为切入点,论述法律文化的流变带给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理论及实践走向的影响。同时,纳入法律全球化的相关思考,以期从多一个视角描绘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基础的轮廓。     

圈子文化与腐败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文化对腐败的影响，文化因素说越来越为众人所认可和接受。纵观腐败的发展史，现代社会诸多腐败大案与历史上发生过的腐败大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存在太多共性的东西。这说明，腐败不仅是现有制度的问题，还与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有关。     

浅议法律人性化与法治建设

法律与人性的探讨在法学理论研究上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西方国家认为，人有理性、非理性；传统文化认为，人分性善和性恶，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要用法律来矫正人的非理性行为和人的恶习。法律人性化已经由专门用语向普及化发展，如“制度人性化”、“立法人性化”、“执法人性化”等等。其表达内容与西方国家认为的良法应尊重人权，     

试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保护和利用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进民族理解和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扶持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文化市场化制度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     

著作权文化转型与微观历史研究方法

著作权制度在后现代转型中不断受到各种源自对著作权文化认识差异而导致的诘问。但是，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却一味强调著作权制度的现代性和客体性，忽视对这一新兴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难以回应那些挑战其本体意义的质疑。而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著作权的历史，似乎能更清楚地明晰著作权制度的本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