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退休制度的初步研究

法官退休制度是法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官退休一直沿用行政人员的退休制度,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根据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从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和防治司法腐败的需要出发,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法官退休制度,包括完善法官退休方式、提高退休法官的物质待遇、规定退休法官的政治待遇、创新退休法官的管理机制、合理开发退休法官的智力资源等.     

层级与职业化——对传统社会法官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的现实需求使传统法官产生了层级的分化,中央法官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担负统一规则之责,法律专业化程度较高;基层法官在多样性的区域文化需求和法律之间游移.其更注重与地方性公共知识和情感共识保持一致,裁判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传统社会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基层法官较之中央法官显示出的专业性差异,使他们长期被隔离于法律职业群体之外.中央法官的职业化和基层法官的去职业化倾向构成传统社会法官体系的独有特征.     

The Argument of Judges in the View of Legal Methodology

法院应是人们讲理的场所,法官应该说理,通过说理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与可接受性.法官不说理导致判决的可接受性低,当前申诉、上访、执行难等现象就是明证.为此,研究法官说理方法成为加强法官说理必然途径.研究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学方法有助于完善法官说理的方法,有助于从法官说理能力、说理权责、说理激励等方面构建法官说理机制.     

法官制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改革构想

鉴于我国目前牵扯法官偏离公正立场的力量不仅来自法院外部,而且也来自法院内部,需要对法官制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评价.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法官资格的取保更加严格,法官独立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法官的属审判权不断扩大,对法官的管理更加专门化,失职法官由专门机构进行惩戒.借鉴国际作法,我国法制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严格法官资格的选任,为法官提供良好的职能保障,改变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通过建立现代化法官任职制度、晋升制度、考核制度、惩戒制度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益的价值目标.     

中国法官选任制度的改革

现如今,中国法官选任制度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面临着诸多问题,而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强调通过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寻求司法公正,但诸如法官准入门槛过低以及法官选任机制不科学等问题依旧存在.在谈及法官选任制度时,我国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我国现实情况为出发点,以外国经验为借鉴,建立独树一帜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选任制度.因此,提高法官任职的最低学历条件,重视法官的法律职业经验等十分必要.     

『法官辞职潮』与『产前焦虑症』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然拉开帷幕,与此相伴随的,是关于法官辞职话题的讨论日益升温.北京前法官张伟和广东佛山前法官管志远的辞职故事,在形形色色的报道和评论中被反复重述.有的媒体甚至用上了“法官辞职潮”来形容当下的法官辞职现象.不少法律人也在媒体上发问:为何改革刚开始,法官却走了?     

关于我国法官职业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是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采取比较法学的方法,在介绍国外法治化国家相关制度的同时,对我国现行法官制度中有关法官职业准入条件、职业法官来源、法官职业剥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再议法官独立审判权——以上海方案的深化为视角

司法改革的落脚点应是法官审判权的独立,司法改革的任务是“去行政化”也即在于实现法官独立,去行政化的过程亦是实现法官独立的过程,所以去行政化与法官独立之间实属平行关系.改革的内容应当与存在的问题相匹配,才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法官审判不独立的问题包括法院内外部两方面对法官独立的干涉.上海方案的法官独立改革内容与去行政化的改革任务之间,只是一种充分不必要的关系.上海改革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从五个方面实现:实行员额分级管理制、细化法官终身责任制、明确上下法院关系、改革外部监督考核制度、完善实体证据规则制度.     

法官遭遇信任危机

法律借助于法官降临尘世.法官是司法公正的主体,是各种纠纷的最后仲裁者.当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中国法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整体偏低的时候,我们言称中国法官遭遇"公众信任危机",就不是危言耸听了.     

法官去哪儿了

近年来,法官辞职人数在渐渐上涨.流失的法官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80后骨干法官.     

大西洋两岸变化中的社会,变化中的法官

在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中,大西洋两岸的法官及司法制度,都面临着法官的职能及法官个人社会作用的问题.英美两国都必须妥善处理法官的品行、教育、社会交往以及对政治气候和社会舆论的反应等问题了.英国法官由于保守和不接近社会,经常受到批评.同样,由于对法律改革表示不支持的     

《瑞士民法典》之法官与法律的关系

著名的《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了法官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明确法官受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又赋予了法官在法律解释和填补法律漏洞时较大的裁量空间,甚至明确要求法官要“像立法者那样”行为,表达了立法者对法官的极大信任.此外,它还要求法官考虑经过检验的学理和遵循以往判例,这也是《瑞士民法典》第1条的特色之一.     

浅谈预备法官培训制度之重构——以基层法官的任职要求为视角

我国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运行多年,这其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也依旧存在着某些与现实需要脱节的不足,特别是在基层预备法官培训方面.近些年,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基层矛盾纠纷日益凸显,案多人少一直困扰着法院,这更要求基层初任法官必须具备解决纠纷的能力和知识,以满足广大基层民众的司法需求.而横架于非法官与法官转变之间的良好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故本文以基层法官的任职要求为视角,特别探讨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在对基层法官培养上存在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预备法官在集中授课和实习阶段需要完善的措施,以期能完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培养出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基层法官.     

论公诉审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改革

刑诉法修改后,常规程序中公诉审查阶段的法官角色仍待完善.1996年修改目的为回归法官应然角色,但当时改革的折衷导致实践效果异化.2012年修改为公诉案件全案卷证移送及法官主持庭前预备程序.其会使法官审前获悉全部有罪信息,偏离角色初衷,且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律师阅卷问题.建议在公诉案件普通程序中设立与庭审法官分离的庭前审查法官制.其定位为以过滤性的公诉审查、实质性的证据排除为主；并实现庭前准备职能.     

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自由裁量研究

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各国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追求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但若被滥用,则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合理规范现代司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已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从法官制度、心证制度及证据制度方面提出了几点完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应建议.     

司法职业化的另一种思考——以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为例

在当下司法改革的一片呼声中,法官队伍的专业化与精英化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法官专业化应当在实现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法官专业化并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它的必要条件.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中的业余法官在英国法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了我们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文主要通过对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介绍,进而推理出实现司法公正的另一条路径,以期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论法官释明权的正当行使

法官释明权制度存在的合理基础是通过强化法官的程序控制功能,对完全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缺陷进行限制与修正.本文拟通过梳理两大法系法官释明权的形成历史,从历史视角揭示法官释明权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然联系;通过阐释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理论依据,从理论方面论证法官释明权设立之必要性和正当行使之必要性;通过分析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面临的两大冲突,从实证角度考察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面临的困境;最后探讨我国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路径,试图为构建中国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基本制度作出努力.     

浅议美国马塞诸塞州司法道德委员会的职能行使

马塞诸塞州有两个直接负责法官职业道德的机构,一个是司法行为委员会,一个是司法道德委员会.司法行为委员会是负责调查对法官不当司法行为投诉并给予纪律处分的机构.司法道德委员会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纪律处分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州法官和已经被任命为法官但尚未就职的人就法官职业道德相关问题提出的咨询.     

刑事庭审法官权力、话语——法官刑事庭审话语中的权力体现

本文以两例刑事庭审语料为例,以法官的庭审话语为研究对象,分析法官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为法官的权力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的.其在法庭上的程序性话语、告知性话语是法官对被告人权力和地位的展示；特别是法官使用封闭性问话限定话语范围,对法官及被告的称呼,法官用祈使句、打断等话语方式支配诉讼活动其他参与者,以及通过话语控制话轮转换都处处显示了法官的权力.     

调审角色分离——关于构建调解制度的第三条进路

调解不具有审判职能,是法官介入的但无需对案件进行审查判断的活动.法官的作用在于中介沟通并最终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现行的调解制度未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地位和意愿,且法官具有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从而导致法官具备"玩调解于股掌"的机会和条件.因此,调解制度重构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法官角色转换,提高当事人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