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再是新闻?

<正>如果法院的判决不会受到行政的干扰,能顺利得到执行,法院的权威得到尊重,那么,谁来出庭又有什么关系呢?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苏省的"民告官"案中,市县两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经超过60%。在"民告官"案件中,市县两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超过60%,这个比     

“民告官”为何难

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基于这几年来，全国众多“民告官”的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政府法定代表人几乎从来不会亲自出庭的现实。据统计，亲自出庭的政府法定代表人在全国不超过千分之一。     

微观天下

正"民告官"阳光化解矛盾4月11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一桩"民告官"案件中,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消息一出,让"民告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评论】"卢俊宇":副省长出庭应诉,无疑是对新行政诉讼法的践行,值得点赞。     

再大的官也可以坐上被告席

通常来讲,“民告官”哪怕告的是街道办事处,法庭上也不大可能见到街道书记.官员太忙,总是最好的理由,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不重视.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陈鸣明副省长出庭应诉,无疑是对这一法条的践行,值得肯定.只有出庭应诉的官员越来越多,人们才能更真切地体验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的神圣至上,再大的官也可以坐上被告席——而不再仅仅是落马之后的贪官.     

让“民告官”不再是“独角戏”

正"民告官不见官",行政首长应诉率低是"民告官"案件审判中的一大尴尬。2015年5月,防城港市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仅半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从1.85%上升为12.5%。"民告官",老百姓最怕的是见不着官,苦苦准备的庭审,最后变成了自己在唱"独角戏"。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在防城港市法院积极推进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蔚然成风,开创防城港市行政审判工     

市长出庭当被告,好

《人民法院报》载: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徐湘平甘愿出庭当被告,以支持原告——某村的诉讼。笔者读后十分感慨,不禁为之叫好,叫好有三:一、民告官的勇气。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如今的农民为什么胆敢告起"父母官"来了呢?因为当今的中国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足鼎立,构成了我国三大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趋于完善的象征。民事诉讼是民告民,刑事诉讼是官告民,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老百姓能够告官,除了勇气外更有法律作为保障,这实在是民主与法制之一大进步,中国之一大进步。二、市长的胆识。常言刑不上大夫,是指为官护官的一种旧习气,实质是司法不公平不公正的体现。徐市长勇于出     

江苏：政府发文将出庭纳入考核 “造官见官”成常态

据《法制日报》报道，“民告官．只见民不见官”成为不少地方的难题。但在江苏，“一把手”出庭却成为了常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自2003年至今年9月．江苏全省已有11个地级市和31个县（市、区）的党委、政府出台专门文件。实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全省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4年来累计达到1213件。     

为政之要在依法

编者按:作为一县“父母官”的县长在“民告官”时出庭应诉,在目前的中国还很罕见。而刘嘉水不仅出了庭,还认为很自然:“政府首长作为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既是责任,也是义务。”这说明,他是一位法律意识很强的领导干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依法行政也因此在罗源的工作中扎下了根。面对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那些在法律面前总忘不了自己是“某某长”的“官”们,那些总不知道如何依法行政的“官”们,请看看刘嘉水,学学刘嘉水。     

关键在于确立执法为民的理念

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该由谁出庭应诉？目前本市各级法院正积极倡导和支持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和旁听。不久前,静安公安分局主要领导就一起行政诉讼案亲自出庭坐在被告席上应诉,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刑诉法的渝中“临床实验”》专题报道之三 渝中区首例三方证人出庭案

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但没有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证人出庭率绝大多数地方不超过5%。”刑诉法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金贵曾就河南省某基层法院在过去五年的证人出庭案件进行统计，得出的数据令人吃惊：其中应出庭的证人有4213人，而经过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后，勉强出庭和自愿出庭的只有46人，其比例竟然只有1％。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证人不出庭导致许多案件无法查明。案件无法查明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案件久拖不决。甚至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行政诉讼十九年：搭建官民平等对话的平台

●1990年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中国的“民告官”从此有法可依。然而当时，公民不愿告、不敢告、不会告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机关也怕当被告、怕出庭应诉、怕败诉：法院则面临着社会的种种压力，出现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象。     

行政诉讼：检验政府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据《人民法院报》4月20日报道 ,云南“四不”交警支队漠视行政诉讼吞苦果 ,这起“四不”行政诉讼案引起多方关注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交警支队因为对百姓的“民告官”之举采取完全不理睬的态度———不应诉、不举证、不出庭、不答辩 ,最终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败诉。不应诉、不举证、不出庭、不答辩的“四不”做法显然违反了行政诉讼法 ,输掉官司“顺理成章”。红河州交警支队漠视行政诉讼只能自吞苦果。依我之见 ,这起典型案件具有某种警示意义 :行政诉讼没有“特殊被告” ,公安交警部门也不例外 ,漠视和藐视行政诉讼的后…     

“民告官”立法 21年前的重庆破冰

21年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此举开创了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先河。为“民告官”打开了法律通道，颠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不与官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     

贵州金沙“官告官”

“民告官”不稀奇，“官告官”还是头一遭。2014年10月，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对该县环保局提起诉讼，原因是，环保局没有对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进行处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寓监督于支持中 力促行政审判司法环境改善

自行政诉讼法1990年实施以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支持和行政机关的配合下，行政审判司法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行政诉讼中的困难和问题远未根本解决．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情况一直备受关注。据统计。全市1997年至2005年，两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816件．所审结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的仅为2．2％，不出庭应诉、不举证的为0．62％：二审行政案件均没有法定代表人出庭。这种现象虽说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直接相悖，但多少折射出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重视程度。     

桐梓县“简易程序”案件实现全面出庭

为强化对简易程序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桐梓县检察院自去年11月份起，全面实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目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案件已达122件190余人。     

行政首长出庭不出声现象应予重视

近年来，一些地方建立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有所提高，政府威信和行政机关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了进一步提升。但是，行政首长出庭不出声现象却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     

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制现代化建设

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过分注重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而忽视了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结果造成公民对法律尊重、对法治的信仰意识缺失。不尊重法律、不信仰法治已成为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障碍。通过扩大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范围、重视执法公正等措施，可以培育公民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法律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浅析

侦查人员出庭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五章证据、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等分别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以及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程序。由于法律赋予侦查人员和人民警察的职责权力范围、权力行使的法律依据、出庭所指向的对象、诉讼地位、权利义务、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需要分别予以研究。本文仅就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加以研究。     

公安机关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应当明确的两个问题

现行初二《思想政治》教材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第一版第１１３页）有这样一段话：“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所谓‘官’指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它不包括我国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居委会、村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了加深学生对“民告官”的理解，教材随后编写了一则阅读材料——山西省离石县公安局因违反法律程序，滥用职权被公民陈某起诉的案例，用以说明“民”是可以告“官”的，“民”是可以告倒“官”的。　　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比较含糊需要明确。　　第一，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