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视野下公民权制度安排的平衡效果

本文从行政程序法的控权功能的合理内核出发,指出控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公民权的保障.但对公民权的强调和保护并不是对行政权的全面否定,本文从程序对抗权,以及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机制等多角度地论述了行政程序安排下公民权的内在平衡特性及其与行政权所形成的互动效果.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

为人民拥有抵抗权提供理论支持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难以论证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正当性;从公民在民法和刑法上享有的正当防卫权衍生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权利的非扩张性与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与否的判断不可靠,也制约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可操作性。但鉴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巨大损失,立法应赋予行政相对人特别救济权,这既能有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初探

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有效形式,是对行政优先权的合理控制,也是对行政法律关系不对等性的平衡。它应包括如下内容:知性权、听证权、陈述权、抗辩权、申请回避权和拒绝权。它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不受侵犯,有利于保证行政目的的实现;同时它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主体滥用权力,遏止权力腐败,维护和提升政府形象。     

论配偶权的本质基础

否定了配偶权需要建立在异性婚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观点,通过对配偶权本质基础的初步分析,确立了两人间的爱欲才是配偶权存在基础的观点.配偶权不仅存在于婚姻关系与于同居关系中;同时,配偶权也存在于异性关系和同性关系中.     

论行政优益权

通过对行政优益权的内涵的剖析,界定了行政优益权的范围和保障措施。进而阐述如何赋予行政权以优益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切实保证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合理配置行政优益权,合理赋予合乎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以优益权保障。     

论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先权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主体优先权是行政合同的内在需要,为世界许多国家行政立法所肯认。行政主体优先权包括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和监督权、单方变更合同权、单方解除合同权和行政制裁权。对行政主体优先权的法律控制的模式应采用程序控制模式。     

行政公诉权本质探究

行政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损害或危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无人起诉或当事人无法起诉等情况下，代表国家将该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力。界定行政公诉权的实质就是对行政公诉权的本质特征、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公诉权价值功能的准确把握。可以说，不论是行政公诉权理论基础，还是行政公诉权制度建构等问题，均有赖于行政公诉权概念的科学界定。     

行政指导及其改进思路——以行政管理窗口部门的实践为视角

我国的行政指导,旨在通过指导尽可能地取代强制执法,从而强化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约束,推动政府部门由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的治理转型。从近几年各地行政管理窗口部门的实践来看,行政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行政指导权的设立程序缺乏规范、行政指导的实际操作缺乏量化标准、行政指导的责任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引入由人大领导的听证机制,健全行政指导权的设立程序;建立累积制度,确立行政指导在实际操作中的量化标准;试行附随式司法审查,完善行政指导的责任机制。     

论行政收费设定主体及权限界定

行政收费设定权混乱,主要是行政收费设定主体及权限界定不清引起的,必须对行政收费设定权进行规范,界定权力的主体及权限,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全部的收费设定权,国务院在有法律授权时可以设定全国性的一般收费项目,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设定地方性收费项目,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没有行政收费设定权。     

行政立法控权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立法"引入司法审查制度

传统法治主义否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但在现代社会 ,赋予行政机关立法权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代行政法所要探究的重点不在于应否赋予行政机关立法权 ,而是要如何有效地进行控权。我国目前无论是立法还是操作现状 ,对行政立法的制约都存在一系列不足。本文对行政立法做了明确界定 ,探讨了行政立法纳入司法审查的合理性 ,进而提出了我国行政立法的控权模式 ,试图为我国立法抛砖引玉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非常"男""女"

针对近年来网络中流行的新词族“X男”“X女”，本文运用描写与解释的方法，从“草食男—肉食女”、“肉松男—干物女”、“凤凰男—孔雀女”、“型男—索女”这四组有关男女的新词语的词源，词义特点，流行动因等角度作出初步分析，并揭示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离骚》中"求女"与《洛神赋》中"恋爱"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离骚>中的"求女"和<洛神赋>中"恋爱"情节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两篇的作者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求女"与"恋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作者对美政理想途径的追求.     

《史记》与《儒林外史》:叙事模式的承传与重构

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是史传分流的结果。尽管小说已经形成自己的体制与特点,但对史传的师承却不绝如缕。本文拟就《史记》与《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的承传与重构做一阐述。     

儒家“慎独”与“为己之学”辨析

先秦儒学作为私学追求的是成就己身,儒家后学提出的"慎独"修身成己思想充实了儒家私学"为己"的理念。在春秋战国儒学不受诸侯喜好的现实环境中,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在讲学育人和传承中面临着践行危机。如果把"慎独"思想中的"修身成己"与儒家"为己之学"中的"为己"结合起来,儒家私学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儒家的"慎独"思想与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经济发展的"共识"和"模式"之争

自从"华盛顿共识"诞生之后,修复甚至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各种"共识"和"模式"不断涌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国情差距,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的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共识"或"模式",但是在宏观领域和大趋势上具有一些"共性",而这些"共性"就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剖析各种"共识"和"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传统志功观探微

志与功即动机与效果的考察,是道德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历久常新的难题.在中国古代哲人对志与功及其关系的深刻认识中,也蕴涵了对道德评价的独到见解.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及其认识的成果,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批判借鉴.     

论"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及惩治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新情况,由以往贪占钱物及金银等的“俗贿”、“俗贪”正在向“雅贪”、“雅贿”转变。所谓的“雅贪”、“雅贿”。就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交换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进而达到等同金钱或大大多于金钱的利益。这种“雅贪”、“雅贿”现象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增加了打击腐败的难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更大。只有深入挖掘“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更好地防止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