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基本概念与志愿者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的进步，公民自主意识日增、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志愿精神广泛传播，中国的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公民社会是由西方引进的概念，指国家和市场之外所有社会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由自主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公共治理主体的公民和非营利、非强制的社会组织自愿组成。     

区域治理结构体系研究

区域治理是在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因素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理空间内,依托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和自主治理的过程。区域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它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分析了区域治理的源起,提出了区域治理的结构体系,即区域政治体系、区域市场体系以及区域社会体系。并且提出三种体系构建的重点分别是建立区域内政府间网络式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区域企业网络与市场网络、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和非政府组织体系。     

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机制分析——自主治理的视角

自主治理是非营利组织顺利实现自身公益性目标的前提条件 ,也是实现非营利组织整体良性成长的重要环节。二十余年来 ,在社会转型和日益开放的现实下 ,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自主治理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由于先天后天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在当前仍然呈现出比较薄弱的状态 ,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寻求解决。     

试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管理体制,该体制对社会组织的引入及运作有着严重的制约和束缚,直接阻碍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职能的正常发挥。现行登记管理体制在本质上仍是政府本位的体制设计立场,对社会组织高度防范和管制,严重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民间表达性和自主治理性。因此,政府应改革旧有登记管理体制。同时也应加强社会组织自律机制建设和公众的社会监督机制建设,使社会组织获得良性成长,真正实现其自立性、自治性和自养性。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背景下社会企业的发展策略

对于成长初期的中国社会企业而言,以PPP为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既为社会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社会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PPP为社会企业带来了更有利的政策环境、更多元的融资渠道、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和更宽松的社会氛围;同时,PPP也对社会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当前社会企业发展策略的重心是兼顾社会使命和商业运作、重视人才培养和跨界协作、完善制度规范和内部治理、平衡业务创新和风险防控。     

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基于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视角

公共治理范式研究难点之一是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增进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是超越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意,积累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公共事务领域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首先要求国家在自治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积累中发挥间接作用,其次要加强自治组织间互动,为自治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

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包括以政府为本位的政府管理和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治理(包括政府治理)两个阶段的内容,以及大致由政府管理的集权化、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政府管理的社会化和社会治理的自主化、社会治理的多中心等五个不同的模式组成。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

以政府为单一力量主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风险社会的现实需求,应急管理体系亟待嵌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应急治理的协同模式。在内在机理上,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植根于经济社会的环境土壤,依赖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并且受制于自我规制的约束性。这种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存在致使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存在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的角色与边界模糊、参与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参与意识以及参与能力弱。要突破这一困境,政府需要转变应急治理的理念,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协同;社会组织需要在自我规制中提升自身能力,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明确职责,以实现参与治理的有序和有效。     

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企业展现了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换的社会责任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欧美社会企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治理同步发展的过程。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这是社会治理的使命。本文基于营利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原则的分设与制衡来探索企业的社会存在、企业的"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理念如何向社区渗透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内含着的协同治理的路径。"社会企业"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作为国家论的一部分,国家能力是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经历了从国家自主到国家能力的理论演变,由嵌入性自主、治理性互赖、国家与社会协调和领导与治理关系四个命题组成。核心能力、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启动因素构成了国家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无论从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政治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实际出发,研究和分析国家能力问题都将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

如果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的话,则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分别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前工业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社会,与社会的一体性一致,作为当时主导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主导,与工业社会分化的主流同向,公共行政也成为一个极度分化的领域。随着后工业社会门扉的推开,服务性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治理模式,将一反工业社会中治理"分化"的潮流,走向总体治理。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党建视角分析范式初探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成长涉及的领域广泛,其中社会稳定是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政治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俨然成为国家治理成长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为社会学、公安学、管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视角,而缺乏从党建视角的分析。从党建视角出发,透过群体性事件现象,抓住群体性事件是党群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这一本质,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预防和治理途径,并努力将这种分析视角形成一种能够分析较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既定分析范式,从而对遏制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起到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的构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促进了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其所倡导的二元企业所有观和多边的治理结构适应了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性内部化的企业以及社会变革的需要.非营利组织是基于社会志愿行为而创设的组织类型,其组织宗旨、组织特征和组织机制的特殊性是和利益相关者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的.为此,可以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分别从建构治理主体、整合治理过程、创建评估机制来建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成长的互动逻辑

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成长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社会治理的成长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推动基层党建的创新。基层党组织通过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其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大建设被赋予了扎根基层实践的动力。在社会治理的成长中又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成长。     

走向共同体治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理解"国家"是把握国家治理概念及其发展方向的前提。面对个人中心的国家哲学,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人的本质理论构建了个体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国家,作为共同体异化的产物,是为剥削阶级谋取私利而创造的虚幻形式;共同体,作为人类集体形式的理想状态,应是为所有个体平等提供生产生活需求的公共平台;从原始共同体、剥削阶级国家到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国家治理向共同体治理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趋向。因此,当代人应该充分关注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国家及其治理思想,从重视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自主性、健全人民民主的渠道和形式、谨防社会关系异化的新形式以及维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等四个方面不断探索。     

复合行政:我国中部区域管理之模式

复合行政以其"多中心"、"交叠"、"自主治理"的主张契合了中部地区发展的需要,是中部区域管理的可行模式。在现行宪政框架下,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合作、培育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纳入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在中部构造复合行政的四个渐进策略。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华为的超强治理

作为中国优秀高新技术跨国公司的代表,华为公司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印记,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民主化治理机制。从华为公司的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窥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跨国公司成长与发展的原因和路径,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企业层面的典型表现。中国跨国公司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与技术格局演变与调整的关键力量。     

跨越国家治理的历史困境：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

国家兴衰、治乱循环是国家及其治理面临的历史困境。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双重疏离。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解决国家衰退的根本途径。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使能的、回应性的、包容性的、公共课责性和开放透明的治理。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透过知情的人民、对话的人民、咨商的人民、参与的人民、合产的人民、自治的人民等机制得以实现的。实现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有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场域的发展和社会力的培植、社区导向的治理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