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地下钱庄与洗钱

地下钱庄的出现对中国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会严重干扰我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建立。如何让地下钱庄走出地面,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坚决严厉打击的同时,我们需要分析我国当前金融制度方面的缺陷,通过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来改变目前地下钱庄出现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治本的目标。     

低碳经济与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的构建

发展低碳经济是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低碳金融是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持功能。低碳金融制度构建应协同发挥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作用，坚守生态效益优先，注意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并重。低碳金融制度的构建主要包括低碳金融支持体系制度、风险控制、金融监管制度和国家扶持制度等的建设。     

身后被毛泽东敬重的金融家

正民国金融家胡笔江的人生跨越了清朝、北洋和民国等多个时代,从一个钱庄学徒攀升至现代中国金融上层,生前风光,死时也备极哀荣。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似乎又忘记了他,今天重温他的人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说的"中间链条"或历史的"传承"现象。胡笔江出身于江苏扬州一个钱庄庄员家庭,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少年胡笔江在钱庄当学徒时,一次李鸿章的子侄到江南游玩,由胡笔江陪同。胡的伶俐和书法     

地下钱庄的危害、成因及治理对策

地下钱庄的出现，反映了我国经济生活中金融供给不能满足众多中小企业需求现实状况。一味地对其进行打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完善金融秩序，使其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农村土地金融发展研究 ——基于温州的思考

农村土地金融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深层次改革和金融深层次创新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虽然经过个别地区的试点，但还没有成熟的运作思路。当前，温州农村土地金融的发展可以采取两种模式；土地金融的前期发展是必须由政府介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而至于现行的土地制度、组建什么样的机构或者采取什么方式的抵押融资，都不是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根本制约因素或问题，核心是对风险的防范，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官僚机构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疏漏任何一类风险，农村土地金融都会以失败告终。     

小额贷款公司: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化开端

普惠金融理念源自金融排斥与收入差距的深刻社会背景,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具有特定的目标价值取向。作为我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制度化开端,小额贷款公司以其独特的经营方式与其它金融机构相区别,成为普惠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向普惠金融方向发展过程中,政府仍需在长期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克服政府有限理性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障碍与破解对策——以浙江温州为例

转型升级是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由途径.文章以温州民营经济为例,以“产业——城市——金融”三元悖论概括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发展困境,现代城市、现代金融发育滞缓制约了产业升级,而功能滞后的根源在于现代民营金融制度和现代城市制度严重供给不足及其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自发的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收益群体缺少创新动力,地方政府在现代城市与现代金融领域面临高昂的制度创新成本,由此导致正式制度的供给严重不足.文章提出了通过设置制度创新特区来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激发制度创新的设想,并结合了“温州金改”加以具体阐述.     

微型金融机构:衍生逻辑与制度矫正

通过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以增加微型金融领域的金融供给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基于金融平等理念的吸纳,我国政府希冀通过自上而下的微型金融机构发展,实现小微个体融资难题的破解。在实践中,微型金融机构虽然实现了一定领域金融服务供给的物理覆盖,但就整体而言,仍与政府既定的发展目标相距甚远,其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与质疑。微型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明晰其与小微个体、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从交易成本、交易环境和监管制度着手,有效推进金融的基础化、市场化和法治化。     

利用金融政策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金融制度通过资金形成、资金导向、信用扩张及风险防范等作用途径，从产出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等多个层面。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变迁。我国的产业金融政策应该采取市场主导性金融为主、政府主导性金融为辅的金融模式。宽松的金融环境，合理的金融产业政策，完善的资本市场，都能够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行政制度公共性的彰显与维护——后金融海啸时代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

民生问题事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是后金融海啸时代我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公共性问题。政府在为解决公共性问题而进行行政制度创新的过程,因为行政制度机制设计的失误而导致了自身公共性的丧失和偏离。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紧紧围绕彰显和维护行政制度本身的公共性来展开行政制度的创新。     

晚清史话三则

晚清时期，甲国一面受列强侵掠，面临蚕食瓜分之危险；一面人心思变，希图富国强兵而自救员一面因循守旧，固守祖宗之成法；一面革旧鼎新，大倡“洋务”、“维新”之运动。因此，纵观历史，可见变故口剧，风潮迭涌；怪事频生，人才辈出。本文拟俯拾这段历史长卷中之零碎，以缀成三则启人思索之交活。一、两大金融风期分别爆发于1883年和1910年、均于上海发端而波及全国的两大金融风潮，对近代民族经济的灾难性打击，令人触目惊心。这两次风潮，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即作为最主要金融机构的钱庄，大量介入股票投机。钱庄在鸦片战争后获…     

创新制度促进贵州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发展

贵州非公有制经济滞后于东部,主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其中,制度供给不足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政府扶持公有制经济的偏好、金融制度安排、法规供给、制度实施等方面。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路径及其特征

20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中最蔚为壮观的景象之一就是金融交易规模的巨额膨胀。在金融领域中 ,巨额的资金以闻所未闻的速度进行着交易 ,并推动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 ,金融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前沿阵地 ,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中国加入ＷＴＯ ,要开放市场也包括开放金融市场 ,金融全球化势必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和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与特征的影响。一、参与金融全球化是各国政府不得不选择的游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     

身后被毛泽东敬重的金融家

民国金融家胡笔江的人生跨越了清朝、北洋和民国等多个时代,从一个钱庄学徒攀升至现代中国金融上层,生前风光,死时也备极哀荣。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似乎又忘记了他,今天重温他的人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说的“中间链条”或历史的“传承”现象。     

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以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例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最基础的内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是政府、社会各界认可的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在实施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和风险挑战,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提高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     

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制度的完善

金融混业监管是金融混业经营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是解决金融混业经营过程中外部性、信息失灵、垄断的有效手段。从法理学的角度看,金融监管是在保障私权的基础上,由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私权滥用、膨胀的干预。金融机构作为私权主体还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更需要金融监管对其权力进行制衡。     

开发性金融支持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县域金融自身造血能力较差,开发性金融的介入对推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其在金融制度建设、市场机制建设和经济全面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对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程度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小企业项目,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对农业等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特殊产业的融资等,多数民间金融机构无法或不愿提供资金,作为具有政府赋权法定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正好弥补了这种市场失灵。     

金融制度与金融秩序的理论及现实思考

合理有效的金融制度对形成良好金融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我国目前金融失序的制度性原因,包括正式金融制度的缺陷、金融道德伦理维度的缺失和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局限性,并对规范我国金融秩序进行一些思考。     

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     

反腐败的利器

据媒体爆料，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高官已达1．6--1．8万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外逃贪官多通过地下钱庄、离岸金融中心、境外特定关系人等方式转移资金。如何防止贪官携款外逃、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