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文化品位·学术品位及其实现条件

为什么我国法学总是围绕着时事变迁转圈子?为什么相当多的法学家总是以论证某一政策、法律甚至领导人的著作的合理性为其使命?为什么一部法律颁布时,赞美不迭,而后才急于补救?为什么法学家对国家行为的干预不如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     

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

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周永坤一、传统经济决定论的困惑＂经济决定法律的内容和发展＂是我国法学界的常识，但是常识一旦面对现实，跨入法律现代化研究领域却产生了许多困惑：经济状况相类似的国家为什么并没有同时实现法律现代化？为什么经济发达的某些国家的法律中存有浓厚...     

立法应给习惯留出空间

如果说,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有什么重大瑕疵的话,那么,其中一条就是,整部法律对于“习惯”未置一词,没有开通将习惯理性地转换为法律的通道。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瑕疵?因为,归根到底,法律必须切合于人们的生活。法律无非是为人们提供一些确定的行为规则。由国家权威来颁布这种规则,当然可以提供最大的确定性。但国家颁布规则,并不等于国家有能力凭空创     

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法律现象研究——答尹伊君先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的贫乏,最终是法学家的贫乏,法学家的繁荣,关键取决于法学家的工作,本期发表的葛洪义先生的文章,向人们揭示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不能替代法学家们的研究方向,迷失方向的法学研究是文化品位所不能弥补的,本刊以为尹文与葛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法学研究不断拓宽、拓深的问题,见仁见智,欢迎法学界同仁踊跃来稿,各抒己见。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完善之设想

自由裁量权也是一种权力,但又区别于普通权力,一直以来是法学界争论的重点。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曾经在《法哲学导论》中指出:“几乎法理学的全部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在我国,自由裁量权是指行为主体在法定期限内就行为的条件、方式和程序等作出合理选择的权力。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公诉权的特殊群体,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的同时,由于现实情况的多样性,也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文化的释义

正如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样，到目前为止，法学界对“法律文化”也没有取得普遍认同的解释，以至法律文化研究仍被释义问题所困扰。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看，在国外，美国法学家倾向于把法律文化界定为“人们对待法和法律制度的态度、信仰、评价、思想和期待”。     

理性批判·理想主义——论法理研究之精神

<正> 近十余年来,由一位“外行”知名学者无意间道出的“法学幼稚”论在我国法学界内、外均十分流行;而近年来法学界关于法学研究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讨论也无非是从更高的层面上对同一问题所做的反思;这一切都足以表明,我们的法学和法学家的确尚待发展和完善,而面对我国法制的缺陷,法学界也实在应承担某些重要责任。另一方面,虽然健全的现代法制是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的无可替代的载体,没有法制的现代化便不可能有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但法制要走向完备,却须以法学的成熟为前提,因之,如何使法学和     

沈家本法律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今年十月召开

<正> 1990年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先生诞辰150周年。国内法学界经过反复协商,拟在今年十月,召开沈家本法律思想学术研讨会,就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近代中外法律交流,进行学术探讨。沈家本是我国近代一位深通中外法律、造诣极深的法学家、立法专家和法律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在主持晚清的法律改革中,既反对顽固守旧继续沿用落后的封建法律,又反对不问中国国情全抄全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从而使中国法律步入近代。他     

再论法学研究与法学家的文化品位——兼答葛洪义先生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应该是对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思辨、比较和对当代中国法律实际运作的实体分析及其设计。 当法学家脱离开中国法律现实运动的大舞台,又无视法律现象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时,法学家手中的枯笔又如何能具备历史的张力和时代的活力? 法学家的文化品位需要文化装饰,它至少表明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和新方法。十年来法学研究尚不成熟的主要根源之一,恰恰在于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中缺乏冷竣的理性思辨和激扬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90后”面对“90后”

<正>采访时,先生的许多话让我常觉羞愧。现在年轻人常把“退休”二字挂嘴边,但认真、坚定地说出“永不退休”的却是一位九旬老人 从高铭暄、王作富、陈光中到张晋藩先生,这是我采访的四位“90后”法学家。同样是法学界泰斗、学科奠基人,同样是90岁以上一生献给法学事业,除王作富先生已过世外,其他三位仍然在“超期服役”,每天坚持数小时的工作,但笑称“以工作为乐”“永不退休”“一生不悔”,堪称法学界“卷王”。     

断层——透析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

法学教育——口号背后的困惑 如今,国内许多法学院都提出一个口号:“培养跨世纪法学家。”但是,有多少学生是为了当法学家而进法学院?又有多少学生在走出法学院的时候就成了法学家? 当今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家阶层,法学家首先是法律职业群体的一员——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律顾问和法学教师,而法学家的养成主要是靠个人潜心努力,而不是法学院教育。既然如此,一个声称要培养法学家的法学院,其实并不明白它究竟应该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而争辩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匠”、还是培养法学家,其实是在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在消耗智力。     

女权主义法学述评

<正> 在七十——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法学中出现了一种称为“女权主义法学”(feministjurisprudence)的思潮。传播这一思潮的人主要是法学院的女性教授和学生。她们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共同要求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特别在法律职业中的地位。从思想渊源上讲,有些人持自由主义观点,也有些人倾向西方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的“批判法运动”(critical lawstudies movement,简称CLS)。批判法学家的观点众说纷纭,他们被认为是法学领域中的“左派”,即具有较激进的政治倾向,反对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形式主义思想。     

“立法平等论”质疑

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提法成规定,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法学界曾经展开过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身,含有“立法平等”的意思。他们主要论点是:法律的适用,要以法律的制定(立法)为前提,没有立法上确认公民权利、义务平等,哪里来的法律适用上的     

原始社会与法律行为

作为法律行为(应称设权行为,下同)抽象概念而19世纪初德国法学家所创造的Rechts—gescha”ft(法、权利行为)概念,是归纳遗嘱等单方、交换等双方、选举等共同的各种具体设权性意思表示行为之实体而形成的抽象性法律概念。那么,遗嘱、交换、选举等这种形成法律行为抽象概念的实体,在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是否也存在?如果存在,就能证明Rechtsgescha”ft这种概念名称本身的非科学性及其更名的必要性。     

让法治成为共同的价值信仰

正红灯停,绿灯行,是小学生都知道的规则,为什么"中国式"过马路还会屡见不鲜?有的群众遇到问题,为什么更愿意信访而不是信法?有的党员干部讲起党纪国法头头是道,为什么却仍然违纪犯法,最后发出类似刘铁男"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的忏悔?正如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精神的法治,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体。如果国家没有法治精神、人们内心对法治没有信仰、社会没有法治风尚,再刚性的法条、再健全的制度也难免沦为摆设。正如党的     

从几个典型案例看民法基本理论的更新

我国民法典、物权法的制定引发了许多社会热点问题，法律界就这些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争议。这些争议有的涉及比较复杂的交易行为，比如证券、股票市场的规则问题，但是大多数的争议还是涉及社会常见的交易行为，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水平。为什么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看即知的荒唐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被社会看重的法学家却无法给予解说?为什么一些现行法律或者法律解释的规则，在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却总是得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青睐?我国民法学界长期接受的那种所谓的“主流理论”，有多少是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基础上的?对这些问题，法律界应该有足够的反思。本文从几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出发，论述了部分民法基本理论的更新问题。     

对建立中国法律体系框架的设想——访著名法学家陶希晋

《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我国立法的发展方向如何、怎样有效地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实施,这是法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七月二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北京医院拜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同志。陶老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于是,话题便从构建中国的法律体系谈起。“记者听说陶老前不久在一次关于《民法     

法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

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看,“和谐社会”是执政党要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更是一种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治国方略。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法学和法学家的作用举足重轻。面对如此重大议题,法学家应当表达观点、提出诉求、发挥专业功能。基于这种考虑,本刊特邀部分中青年法学家进行了笔谈,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引起讨论,促进法律界、法学界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立法只能是一种超前的活动

立法是一种“超前的活动”还是一种“对事实的公认”?因为法学界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笔者对此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也从实际出发来看看立法、守法和执法的实际过程。一部法律从起草、颁布到最后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效力,在正常的机制下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颁布和生效的时间一般都有间隔)。既是这样,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事实状态:一种是立法当时的事实,另一种是法律生效后的事实。如果说法律是“对事实的公认”,那么它是对哪一种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云峰答《人民司法》记者问

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原告二四六厂诉被告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购销合同货款纠纷案时,环保部委托代理人拒不到庭的行为,为什么说是错误的? 答: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它代表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案件,解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相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