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关系的质疑

正义本身就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因此只存在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程序合乎“程序正义”,结果合乎“实体正义”的分别。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都是程序所必须平衡的利益要求,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被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根据,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冲突。     

宪政程序正义论略

宪政程序和宪政程序正义是宪法学中的重要内容 ,对其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 ,又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针对宪法学中关于宪政程序和宪政程序正义研究的不足 ,提出了应加强对其研究的观点 ,分析了宪政程序存在的三种形式 ,结合我国的实际 ,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浅议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论效益作为程序正义价值的应然性

程序正义是程序法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效益是程序正义的应然价值之一。效益和公正共同构成程序正义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法律中的效益问题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影响了法律的制订和实施,进而影响到了法律正义的实现。本文拟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提升效益价值在程序正义中的地位,以期在今后的司法实务中能以较小的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     

现场勘查与程序正义

倡导和谐与法治的现今社会,是一个以程序规制的世界。程序设置的正义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公权力的行驶过程中,侦查权的展开是与公民人权关联最紧密的活动,而现场勘查活动是侦查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在现场勘查中设定正义的程序是对公民人权最大限度的保障。现场勘查与程序正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现场勘查活动是力图对程序正义的体现,而程序正义是对现场勘查活动开展的监督和保障。     

浅析程序正义的要求

程序正义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英美国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远远不够,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在法律上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方面,司法活动本身应当严格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的正义才是社会所能接受的正义。因此,程序正义在最低限度内提出了自身的基本要求,即参与、平等、中立、隔离和自治。本文从程序正义的内容入手,结合我国诉讼中的现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在要求。     

关于"正义"的法哲学研究

法律应体现正义,对此应作出法哲学的历史考察。研究表明,对"正义"的追问必触及到其中关于"程序"与"伦理"的内在矛盾。要强调,"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的合理性,共同构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总之,应当立足实际建设体现"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相统一的"正义之法"。     

从辛普森案和杜培武案看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缺失

刑事诉讼是借助国家的力量解决刑事犯罪与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的手段。但是实体正义的实现需要程序正义的保障,程序正义的缺失必然会使实体裁决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缺漏不容忽视,本文意从中美两个案件的比较中浅析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缺漏。     

论程序正义理念——简析罗尔斯《正义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构建了程序正义的理论体系,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体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启示。程序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完善程序正义制度,执法上依法行政,司法上落实程序正义,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论行政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作为"程序正义"化身的行政程序法是其重要依据。现代行政程序法所主张的"程序正义"即保证真理与正义,又保证了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从而又从结果上强化了行政程序的形式合理性。依法行政呼唤行政程序正义,而同时行政程序正义又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如何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论刑事辩护的价值目标

关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问题，在我国提出来还不到10年的时间。曾几何时，这个话题没有人提起，不被人重视。我是搞实体法的，记得我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我的思想里，程序法就没有地位，因为程序问题没人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期，程序正义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谈不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中国到了有一天重视程序的时候，中国的法治才能看到希望。现在迭一天到来了。     

正当行政程序之价值基础

正当行政程序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与人道性的基本特征。抽象的自然正义是正当行政程序的价值渊源,它要求避免偏见和进行听证;具有相当灵活性与操作性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正当行政程序的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它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外在价值;程序正义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它要求程序本身的纯粹的善。     

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理念 ,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程序规范的严格遵守和主体评价两个方面。既不能以实体的正义作为参照去评判程序的正义 ,也不能以程序的正义作为基准去决定实体的正义 ,实质正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相互印证证明模式下的理性局限——对赵作海案的反思

毋庸置疑,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和象征,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相互印证证明模式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下,而一个个冤假错案的出现,证明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理性自身存在固有的局限。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实质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而从新树立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改变现有的证明模式和司法运行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保障整个司法体制的司法正义。     

浅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对正义之分以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法学界历来所探究的热点问题。程序定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必然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不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先,法律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达致整个社会的正义,那么为了达到社会正义有时应牺牲个体正义。     

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现状及重构

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具有补救当事人权利失衡的作用。随着程序正义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程序正义对各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为适应程序正义的要求,本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了分析与重构,以求对我国法治的完善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