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到“引领”: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角色转变问题初探

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以美国为首的作为旧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却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日益紧密的金砖国家,迎来了实现角色转变--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大好历史机遇。美欧发达国家的排斥与抵制,金砖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相对不成熟,构成了掣肘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解除障碍的可行途径则在于:依托已有机制加强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金砖精神,不断凝聚共识,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合作平台。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与G20机制作用

当前国际发展合作正经历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转向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联合国体系推进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OECD主导的"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两个主要进程。但是,OECD的"合法性缺陷"和联合国的"协调性困难"导致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实施存在一些困境。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G20机制也开始进入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构成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有效达成政治共识,"包容性伙伴关系"理念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实践则有利于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落实。因而,G20机制对于推动OECD和联合国两个体系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政治补充作用。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与全球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形成叠加效应。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当地人民的困难,为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争取时间、提供条件。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启动了多项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国际抗疫合作与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提出,团结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形势与联合国的新使命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迟滞性的矛盾、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与多边主义式微的矛盾、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与气候变化治理领导力缺失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也造成复杂影响。面对新的形势,联合国作为关键力量之一,承担着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多边合作,协调大国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建设,做好新冠疫情对气候变化治理影响的评估与应对等新的任务和使命。在完成上述使命的过程中,联合国有其天然的优势和资源,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展望未来,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短期内恐将面临严峻挑战,整体治理进度放缓;但从长期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仍有望回到正常状态和水平。     

公私伙伴关系:匹兹堡的治理之道

匹兹堡地区是美国采用公私伙伴关系治理公共事务的成功典范。1943年,匹兹堡地区在政治家劳伦斯和银行家梅隆主导下成立了阿莱格尼社区发展会议(ACCD),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的制度平台。通过这种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匹兹堡在20世纪40-60年代解决了环境污染和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匹兹堡的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植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具有制度化与机会主义的双重特点。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找回国家：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

曾经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告一段落,被寄予厚望的全球治理呈现出一些内在的缺陷。国家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心。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尝试"找回国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曾经失落,驱使人们集中思考超国家建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对17世纪中期以来生成的民族国家体系来讲,是一种有益的超越尝试。但国家远未出尽内在能量。其实,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功能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建制。随着"国家第一""国家再次伟大"之类口号的提出和付诸实施,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重建其强大动能,国家的凯旋已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国家归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趋同现象,但国家是否因此而复兴,仍然未可预期。     

论全球治理中的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加强,带来了国际社会制度的创新,是全球治理提出的现实基础;国家行为体不再独处国际体系的核心而独享国际价值的分配。然而两者之间,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必须对西方一些学术观点保持清醒,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     

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民主治理的新兴力量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合成,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10年12月,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挑战与机遇

当前席卷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肆意投机和无序流动的必然结果。它揭示了主导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基于它的放任型经济制度与政策,在缺乏必要和有效的国内制约与全球治理的情况下,产生的巨大破坏性后果。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与治理全球化之间的不对称。原本发育滞后的全球治理不得不面对此次危机为之带来的新挑战,但金融危机也使世界各国认识到,着力构建一个合意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使跨国金融活动开展全球协同治理的共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构建一个合意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某些新的机遇与可能的出路。     

新技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方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巨头的加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改变了传统国家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环境,而且重塑了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的条件和资源。新技术巨头如何展现出超级权力体的诸多面相,国家如何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     

社会资本与全球治理

治理是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权力由政府向市民社会回归的行为。社会资本是市民社会中的契约性规则。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使社会资本扩展到国际领域。社会资本作为博弈规则,其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就是全球治理的过程,它使全球治理最终得以实现。     

和谐世界：中国式的新全球治理观

“和谐世界”新全球治理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本文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蓝本,对“和谐世界”新全球治理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中国式的新全球治理观。     

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性：延续还是变革

全球治理往往被看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但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从来都是核心行为体。从历史经验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有三种路径: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多边治理无论从历史起源上还是从现实运作上都是由大国主导的,单边治理更直接地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网络化治理只是通过扁平化的形式掩盖了网络中隐含的权力结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强化,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中的国家性都更加凸显出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家性的增强是大国间战略竞争加剧、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优势彰显、国内不平等扩大、民族主义复兴和强人政治回归这些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全球治理成中西冲突新战场

无论是未来的全球货币秩序还是全球安全治理,要在其中加入中国意志和中国特征,全球治理将成为中西冲突的新战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全球问题,而且全球问题还在继续生成,所以作为管控全球问题的方法,全球治理其实是一场真正的关于世界秩序的革命,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新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需要从动态思维和系统观念出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发挥政府作用,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有效应对市场失灵问题,弥补政府"缺位";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有效应对政府失灵问题,谨防政府"越位";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系统性治理观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动态调整政府边界,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减少政府"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