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薪养廉

高薪与腐败犯罪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它既非腐败犯罪的成因 ,也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腐败犯罪是人性贪婪的弱点所致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泛滥 ,高薪的给付在此难以发挥功效。我国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目前的现实状况都表明 :高薪不能遏止腐败犯罪 ,高薪养廉政策在我国行不通。     

高薪养廉是误解

“高薪养廉”论者．经常举的例子是新加坡。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几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检讨委员会．重新制定合理的部长薪金制。这宣示了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制需要“检讨”,因其并不“合理”。     

“高薪”能否养廉与治腐

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缺陷与道德堕落。高薪只能养廉,而不能根治腐败。当下,我国应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和信仰教育,着力打造精简效能的政府,加快公务员工资收入货币化改革,严格落实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铁律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解码

“公务员如有陷于‘财务困窘’状态,或未诚实申报财产,可能会面临革职的纪律惩处。”     

顺应分配制度改革内在要求适时推进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可以作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突破口 ,这是由于高薪养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 ,也是确保公务员队伍优秀素质的必要措施 ,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天然地要求高薪养廉。高薪养廉的实施需要合适的社会条件 ,主要包括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较为雄厚的国家财力 ,社会公众的理解、认可等方面。虽然上述条件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充分具备 ,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启动高薪养廉的改革进程。文章就此提出了明确高薪养廉的改革目标、设计科学可行的高薪养廉推进实施方案、积极创造完善高薪养廉的实施条件等对策建议     

“高薪养廉”是误区

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倍,是政府规定最低保障工资的5倍左右。这几年,公务员工资几乎以两位数的增幅涨薪,是人均GDP增幅的两倍。可公务员工资高了,贪腐现象却未见遏制。     

“高薪养廉”要多高？

高薪养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话题，但历久弥新，这两年喊得越发响了。官员喊，利益所系，无可非议，毕竟连马克思他老人家都说过，一旦离开物质利益我们就会“出丑”；学者喊，尤见风节，自己分明一点好处都得不到，还费那么大劲儿四下鼓噪。显见是古道热肠。 我既非官员，又非学者，如果反对高薪养廉，在官员看来，是吃不着葡萄就说酸；在学者眼里，又是观念保守僵化。不过，我还是想向高薪养廉的倡议者请教一二。 一、能不能养得起？养得起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拿得起钱；二是被养的官员相对要少，这就需要政…     

宋朝“高薪养廉”的罪与罚

宋朝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富庶的朝代,很多人认为宋朝"藏富于民",官民比例低,政治比较清明。但如果认真翻开历史,较较真,恐怕结论未必如此。宋朝官员的幸福生活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饷。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     

浅议司法腐败与高薪养廉

法律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而司法作为实现正义的具体活动,司法的公正更是影响到法律价值的实现,是社会成员的希冀所在。现今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是腐败问题,有人对此提出应效仿新加坡等国推行"高薪养廉"政策,理由是目前国内法官待遇普遍偏低,生活清贫,导致心理失衡,进而催生腐败行为。上海作为全国首批6个司法改革试点省市之一,在提高法官待遇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参考,     

我国目前是否具备高薪养廉的条件

高薪能否养廉,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大专辩论问题。高薪养廉之所以成为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的深层次意义。所谓高薪只能是相对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高薪养廉具有不同的内涵。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公务员的数量如此庞大,如果实行     

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

廉政政策执行是指廉政政策方案被采纳后,由政策执行机关把政策方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公民有序参与有利于政府行政诚信的构建,提升廉政政策执行的认同,增进廉政政策执行的协调,消减廉政政策执行的偏差,强化廉政政策执行的监督。加强政府行政诚信建设,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廉政政策执行的策略包括: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完善参与制度,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实行阳光行政,拓宽公民的参与渠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北大核心SSCI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     

电子政务视角下的政策失败防控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任何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均离不开一定的合理的公共政策的指导和调控。不过，政策运行并不总是成功的，政策失败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而电子政务的实施为政府构筑了管理和服务的新平台，为政府防控政策失败提供了重要手段。     

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和前提条件。信息失真可能影响政策本身及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影响政策解释与政策分解、影响政策的准备与实施。客观环境的动态变化、政策执行主客体的主观偏好、语言障碍、认知差异等是引起政策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对此,本文建议通过建立完善的政策信息响应系统、创新组织架构、提高利益平衡度和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畅通的政策执行机制等方式,削减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负面影响。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

清末民初,中国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到大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一元理论,经历了小民族观到中民族观,再到大民族观的演变过程;由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变为民族平等。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思想和理念,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内容及历史价值等做理论概括。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土地政策的博弈分析

在现行土地政策博弈中,由于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和操作优势地位,使得中央的土地政策往往难以发挥保护耕地和农民利益的功能,形成一种管制和征地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着力提供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性政策,包括建立让地权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激励、修改土地相关法律等。     

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干部管理制度对政策执行有着重大影响。“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地方干部错误执行政策的可能性;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剧了政策失真风险;干部交流制度客观上导致大量的政策短期行为。提升我国政策执行力必须健全公务员制度、落实领导干部民主任用制以及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政行二分理论视野中的我国政策过程分析

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也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述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基础上，分析其核心价值在我国的普适性，并藉此审视我国行政系统政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阻滞现象,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向度分析执行阻滞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着重从权力配置、监控制度、沟通机制、意识形态投入等角度探讨解决对策,不啻为克服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有效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保障机制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社会公正,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目的。然而良好的生活愿景不能自发的达成,社会公正的理想需要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政府政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恐难实现。从公共政策中的权力、目标与工具这三个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出发,探寻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来保障和实现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