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政行为一般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实践与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构建等领域。文章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考察的方法分析了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与规范结构

从理论上揭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和在实践层面上对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法规范的结构进行分析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在于消极抵抗权理论、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原理和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在完善公力救济制度的同时,允许行政相对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私力救济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试析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当前,由于我国现行制度中缺乏对无效具体行政行为认定标准,致使给实务的具体操作带来诸多不便,甚至误解。本文试图剖析在此理论框架下所遇到的实践困惑前提下,通过德国、日本等几个国家所确立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比较分析,来展示无效行政行为在现代法治社会特定语境下的一般语义和制度内容上的特定含义。进而,尝试建构确定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研究并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对于推行行政法治有重要意义。分析了无效行政行为产生的原因,并针对我国目前无效行政行为的立法现状,提出了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构想。     

论无效行政行为

本文对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的理论依据、内涵、判断标准和法律后果进行探讨,进而指出我国立法中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规定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推动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建立。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研究

无效行政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 :不具有公定力 ;不具有约束力 ;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 ,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两种 :一是绝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明确加以列举 ,司法实践中只需对号入座 ;二是相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确定一个一般标准 ,符合该标准的即为无效行政行为。我国虽没有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但在相关立法中已经开始涉及。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 ,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及其法律后果

作为一种瑕疵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的理论基础有不同的学说,而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在我国理论界也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依据、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其进行简单的论述,以期能对我国的行政法中无效行为理论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论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

我国目前尚未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无效的概念、标准及法律后果均无统一的法律规定欲建立完善的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当务之急是厘清行政行为无效的概念和确立一个明晰的行政行为无效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审查引发出对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探索,虽没有使用“自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无效”等概念,却在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有关基础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形成了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和明显性判断标准,并形成了排除具有重大明显瑕疵行政行为公定力、相对人拘束力和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雏形,为我国今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探索轨迹及其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可以发现无效行政行为规则的鲜明中国特色,司法的制度生成意义和生成机制。     

关于无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探讨和思考

目前在我国行政法上,“无效”的含义是多重且模糊的,它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也是不明显的,无论是立法上还是理论中,对无效具体行政行为的认识都十分混乱,亟需在理论上对相关内容予以厘清。本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意在对无效具体行政行为的历史溯源和在我国的存在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行政立法中无效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完善提出笔者的建议。     

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初探

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是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享有的正当不服从的权利,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具有坚实的自然法基础,它的创设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     

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

公民能否对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采取抵制行动,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英美法重在关注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提出间接抗辩,更有实践意义。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拒绝权给予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其设定的标准有别于"重大明显违法"这一通常所理解的无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原则上,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公民实体权利,公民在不能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抵制,都应当允许。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公民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     

司法解释放弃定义具体行政行为的策略检讨

现行行政诉讼法建立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体系,如何理解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法律适用意义。在先后两个系统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策略,对具体行政行为先给出了明确界定,后又基于各种考虑而放弃。司法解释先后态度的不同,对我国的行政行为法理论和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与完善构成了一定影响。当前,我国行政诉讼法进入修改阶段,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和评估具体行政行为定义的价值,可以为发展我国的行政行为法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诉讼制度并更好地做好立法修订工作提供另外一种参照视角。     

论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指不具有公定力 ,完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我国立法虽对此有所规定 ,但并未与可撤销行为作具体区分 ,这不利于贯彻行政法治 ,不利于保护公民权益。我国应当建立包括无效的认定标准、认定方式和程序、法律后果等在内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与确认判决制度

理论界对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合法、无效等基本概念的界定模糊,导致行政确认判决存在众多问题。确认合法、有效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且与行政诉讼的目的相背。无效行政行为在立法上的矛盾令实务界陷入两难境地,必须对此加以研究和完善。     

实然与应然: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辨析

在我国,确认无效诉讼是否受起诉期限所约束,学理及实务上均存在分歧。学理层面上,不受约束之立场与大陆法系传统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相契合,受约束之立场则植根于法安定性的考虑。实务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出现矛盾,其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编写的释义书、内部讨论形成的会议纪要等引导实务操作的“官方范本”同样存在分歧。有必要在实然与应然两种语境下探讨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问题。实然语境下,现行《行政诉讼法》采受约束之立场是明确的,而引起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2018年《行诉法解释》第94条第2款似乎隐含不受约束之立场。但借助诉讼过程的阶段化构造理论与单层阶段诉讼的审理结构展开分析,可知第94条第2款实则无法导出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所约束。而应然语境下,通过权利保护与法安定性之权衡,可知未来修法时宜采不受约束之立场,且确认无效诉讼的独立价值亦有赖于对该立场的遵循。     

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变革的需要,有必要改造我国的行政行为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行为的特征,扩展行政行为的范围,将多种行政方式纳入行政行为体系中来,研究其运行的规则与应遵循的原则,促进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无效民事行为转换的适用要件

无效民事行为的转换是缓和民事行为无效后果之绝对性的一种重要法律机制.一个有效的民事行为转换应符合三个方面的要件,即基础行为要件、替代行为要件和对转换的限制.就基础行为要件而言,转换的对象须是无效民事行为,包括部分无效的民事行为;就替代行为要件而言,替代行为须为有效行为且存在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但替代行为并不包含于基础行为之中,其效果也不得超越当事人所意欲达成之民事行为的效果;就转换的限制要件而言,民事行为的有效性解释应先于转换进行,但经补救而有效的无效民事行为无需转换,因撤销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及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无法转换,违背法律的无效性规范宗旨的民事行为不得转换.     

反思与超越:中国语境下行政抵抗权研究

抵抗权在西方国家产生后,先后在政治层面、宪法层面以及行政法层面得到发展。由于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困境,作为程序性权利的抵抗权也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设计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路线图,并创设相应的结构模型: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抵抗权制度,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