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犯罪问题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墨西哥饱受社会安全问题困扰,抢劫、偷盗等一般性犯罪活动攀升,以毒品走私集团为主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渗透至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威胁国家和地方治理的一大毒瘤。暴力和犯罪已经成为墨西哥执政者和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墨西哥政府采取系列措施打击犯罪,力图收回被犯罪势力控制的公共空间,但成效尚不十分明显。社会安全形势恶化的背后,是长期困扰墨西哥的失业、贫穷、不平等、青少年失学等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彻底解决墨西哥社会安全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美国因素亦是影响墨西哥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变量。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和美墨合作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不仅是世界上合法商业活动和贸易活动最繁忙的陆地边境,也是西半球毒品、非法移民、枪支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最猖獗的通道.如果说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突出现象,那么,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涉及传统安全范畴内的领土、领海、领空等边境安全问题,还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美墨边境安全长期以来是美墨两国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因此采取有效合作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两国都具有紧迫性.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墨西哥毒品问题及其未来走向

墨西哥毒品问题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组织化加强,毒品问题日益渗透到墨西哥政治和社会中,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卡尔德隆政府以军事手段禁毒引发了严重的毒品暴力.墨西哥毒品问题源于政府能力低下,贫困和特殊的地缘、地貌.涅托当选总统后,墨西哥将更加关注社会安全和禁毒的长效机制,弱化军事选项.墨西哥毒品暴力在短期内可能相对缓解,但毒品问题的解决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治理:议题领域与权力博弈

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治理等。网络安全治理的议题包括对网络基础设施、流动于其中的数据、网络内容与文化和网络行为等的治理。治理的目标包括通过治理确保国家安全、谨防网络军事化趋势、避免陷入网络战漩涡、维护社会稳定,反对网络恐怖主义,打击网络犯罪,确保基础设施安全、个人信息与人身安全。在治理过程中又需要注意提升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能力,具体包括技术性权力、解释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进而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墨西哥环境犯罪危险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是否应在环境刑法中设立危险犯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热点法学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各国都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破坏环境的危险犯纳入到刑法调整范围。墨西哥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近乎相同的环境问题。墨西哥基于"风险预防"的宗旨,在刑法典中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其背后深层次的刑法理念在于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刑法法益观,中国有必要借鉴墨西哥环境犯罪危险犯中的合理内核,结合本国国情完善环境犯罪立法,将保护环境法益的时间点提前,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预防力度,促进环境保护。     

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于是西方国家把其当作发展经济的“药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拉美国家迎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数年之后它们纷纷爆发了金融危机。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是近些年来逐渐在国际政治学界和国际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风险也随之加大。在经济安全方面,国际行为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工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82年墨西哥爆发的债务危机加以干涉。社会安全包括政局动荡、犯罪、人权、道德、人民健康等问题。在社会安全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拉美国家进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其结果是,失业人数大增,价格剧烈波动,劳动者实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作者认为,拉美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惨痛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的改革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应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以防范非传统安全的隐患。     

全球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综述

毒品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宁。进入新世纪,毒品犯罪在全球范围内仍呈上升趋势,禁毒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毒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吸毒、贩毒能诱发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传播艾滋病,更为严重的是,毒品问题与国际恐怖活动、洗钱、有组织犯罪等跨国犯罪紧密相联,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新型威胁,对人类社会构成极为严峻的挑战。贩毒集团受巨额经济利益驱使,不仅大肆从事毒品走私,而且还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严密的贩毒网络,一些集团甚至组织了自己的非法武装,采用血腥暴力手段与政府抗衡。为此,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相继采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手段,加强对本国境内及跨国毒品走私的打击力度,防止犯罪活动的蔓延。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际政治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际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一　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　　墨西哥是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最典型的、第一个加入“第一世界俱乐部”的拉美国家。墨西哥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就遭到来自北方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1 詹姆士· F.罗歇林所著《重新定义墨西哥安全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社会、国家和地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一本专著。关于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 ,作者从介绍墨西哥安全的概念入手 ,在几个方面阐述了以墨西哥为典型的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北美自由…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美墨禁毒合作的新阶段:“梅里达计划”的解析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禁毒合作由来已久。2007年,美墨双方正式开始名为梅里达计划的新一轮禁毒合作,旨在通过向墨西哥提供禁毒援助,达到遏制毒品犯罪的目的。梅里达计划是美墨禁毒合作的现实要求,自计划实施以来,虽然在剿灭墨西哥境内大毒枭和威慑毒品犯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暴露出相当的不足。美墨双方围绕禁毒问题还将继续进行合作。     

气候变化对墨西哥国家安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气候变化导致墨西哥国土面积减少、国土质量降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挑战,并导致墨美在移民和边境安全方面的摩擦;影响农业以及粮食安全,并可能因为政府不恰当的气候政策影响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此外,气候变化还导致墨西哥水资源短缺,使之成为重大安全挑战之一。极端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民众安全产生伤害。墨西哥政府始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对待气候变化议题,并积极寻求各种应对方式。     

计算机网络犯罪情况及各方应对措施

随着全球信息革命和因特网迅速普及,网络空间中的计算机网络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如何有效打击计算机犯罪,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法律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从战略高度关注的全球性课题。     

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问题

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为墨西哥带来数10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有很大脆弱性。在80年代后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墨西哥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定,体制缺陷进一步暴露,各阶层不满情绪增长,有关当局驾驭危机和应对矛盾的能力下降,出现新的可治理性难题。尽管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但在可治理性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恐怖主义是引起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特点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猖獗的地区。为治理这些犯罪行为,保障中亚的稳定与安全,中亚国家在国内反恐法律中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反恐程序的同时,把反恐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律,从法律上为反恐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亚国家的反恐法律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恐怖主义是引起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特点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猖獗的地区。为治理这些犯罪行为,保障中亚的稳定与安全,中亚国家在国内反恐法律中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反恐程序的同时,把反恐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律,从法律上为反恐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亚国家的反恐法律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