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民调看“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相对性?

"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世纪之交出现的关于国际权势转移的两种相对应的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是通过衡量中美硬实力和软实力指标,最终确定两国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格局的主导力。但这一评估体系始终难以获得一致认可。而通过考察全球民众的感知和反应无疑对理解这样的权势转移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判断的依据。根据近10年的全球民调数据,"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变化,也是一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国际公众更加认可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其他事务中,美国依旧是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提高国际公众的信任度,通过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以减少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担忧。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信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会如以往的大国一样,通过领土扩张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中国将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以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最终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现状。因此,即使目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崛起的中国仍是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现在就加以遏制。信奉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发展需要应对的西方观念影响

中国发展是在世界现代化竞争中进行的,尤其是以西方为追赶标准的,西方观念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尤其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国家形象等方面西方观念对中国发展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创制必须认真应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发展、与中国利益交融不断加强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戒备也有所加深。主要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和分歧同步上升。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存在不同解读与期待。     

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选择

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国家战略,但是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权益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清晰地提出了对中国崛起和平属性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

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中国崛起已经并将继续对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志向。     

对中国崛起的思考

<正>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挑战。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有着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欧美能否接纳复兴的中国。这里,本人有几点思考。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这是一个让欧美难以理解且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崛起有着诸多"居然":中国居然能把市场经济活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为一体;中国居然可以在202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居然能在西方认为"非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美日加紧战略遏制中国的反作用力

正美日为维护其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和地位,对中国发展崛起实施遏制战略并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但这种遏制战略不仅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加速中国崛起的进程,这是基于中国实力和特质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近来,美日战略遏制中国的力度空前提升,不仅在背后策动并高调介入东盟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之争,促使国际临时仲裁庭做出对中国不利裁决,从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理论、战略和互动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是近年来美欧政界与学界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不同流派的理论家基于不同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作出不同分析,进而就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理论辩论影响和引导了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建构,权力、制度、文化、国际社会等因素都体现在美欧的具体战略中。但美国和欧盟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和软硬实力的不同,其各自的战略中所体现的诸理论要素的结合并不相同。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宏观战略目标相似,但应对方式却有着很大不同。近年来在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互动协调明显有所加强,但由于欧盟硬实力不足以及美欧亚洲战略的差异,双方的联动合作仍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应支持并推动中美欧三边互动,加强三方协调,这有助于化解美欧的联手施压,并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     

权力、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在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身份定位和基本目标。在《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中,邓勇引入社会学意义上的地位概念,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权力与身份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解读。本文试图对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核心逻辑加以梳理,尤其是对其综合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努力加以评析,在此基础上评论这项研究的成就与缺陷,以期对理解中国崛起道路和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借鉴。     

“去霸权时代”的中国责任

从大国关系的角度说,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这不是中国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在当下时刻的一种必然。中国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现实,调整国际战略思维,更多扮演起全球性国家角色,以防止霸权的衰落对世界政治造成的非良性冲击。     

强国路上的瓶颈与方略——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教授访谈录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1995年底,您在引发学界热议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这一战略哲学命题,10年过去了,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趋势,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命题的呢?时殷弘(以下简称时):中国崛起的命题是甲午战争后百年来数代中国志士仁人对国家命运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才真正出现一个可见的和可以谈论的前景。中国崛起的国家方向与带有根本性的未来外部环境界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在21世纪初期中国面临…     

中国是现状改变国吗?——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

本文根据操作码方法考察了中国四代核心领导人的信念,旨在为理解中国的崛起提供一些帮助。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崛起国崛起时将与霸权国或与正在衰落的大国发生冲突。然而,除物质性权力之外,一国的动机和意愿也对该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评估中国在安全领域是否起稳定作用时,反映在国家领导人信念中的意图对预测该国的行为就很重要。本文的研究表明,隐藏在中国领导人信念体系中的文化根基是防御性的。尽管权力转移会导致中国崛起,但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主动挑起冲突。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从抗震救灾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综合，简言之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接受的程度和国家的信誉，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中国地位的需要。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天下”观念考

为了理解基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国际关系对中国的冲击之深远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即天下观念)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实践。理论上而言,传统的天下观念从属于总体的天道—天理观念,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天的崇拜和理论体系代替了全国性的宗教的作用。在历史实践中,这个观念所指代的内容(地理的、心理的和权力的)是随着环境、时间和事件的不同而有重大区别的。天下观念的历史实践不仅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思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思路。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