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希腊早期的正义观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今日西方学界关于正义观念的争论和历史演变均是在古希腊思想家们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这些思想家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立场各不相同,因而对正义的本质、根源、内容和实现方式的理解各异其趣,但他们已经提出了正义理论的主要问题,创建了正义理论的研究框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是形成了自己完善的正义理论,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而二位巨匠的理论又是以古希腊早期各派思想家的成就为基础的。本文将对这些早期哲学家的正义观作简要归纳。     

中西法律文化渊源之比较

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儒家法律思想无疑是其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而且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性状和风貌。就西方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古希腊罗马史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发源地，而其中的古希腊罗马自然法学家又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将他们两方的法律思想比较一下．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是很重要的。     

国内外儒学现代化研究现状述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儒学已经融入现代化中国的社会意识中,儒学现代化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结合时代的发展,把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为新的儒学思想,而这种经过改造的儒学新思想,它的命运在于主动的回应现实问题,＂兼容＂现实,从而内在地发展和更新儒学,提高儒学的＂核心竞争力＂。在此,将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的主要儒学思想加以分析、综合,展现目前学者对儒学现代化思想研究现状的认识,同时为以后人们对儒学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提供借鉴。     

儒墨道法思想的相通性

本文以儒、墨、道、法家思想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各家的法律思想有其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如关于对待法律的态度、关于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各家都有一定的“爱民”思想、都看一定的“限制君权”思想、都有“大一统”的观念。并对各家法律思想相通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试论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在他的一生中的思想几经转变,开始信奉西洋功利主义,而后转向佛学,最后又转归儒学。他对儒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对儒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的新儒学思想主要包括中国文化早熟说和对陆王心学的皈依。     

试探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意义

董仲舒用＂天人三策＂的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工具进行实施,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关于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起源思想的比较

关于法律的存在性和合理性问题,至古以来在西方世界就是法律哲学讨论的话题。由于古希腊先哲们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看法和辩护,使其逐步演化形成了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基本观念的对立。文章将从古希腊法律史出发,时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的起源思想展开梳理,从而作出最后的比较。     

论公私法划分起源于古希腊法

公私法划分最早由罗马法学家提出的这一观点一直被学界广泛接受,本文认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法,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和辩证法方法为公私法划分提供了理论来源,古希腊司法实践中最早出现了公私法划分的雏形,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最先将古希腊公私法划分方法引入罗马法并发展完善。     

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意义

西方思想史上从未停止过对正义的探索和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后来的洛克、卢梭、康德,再到今天,这些思想先驱以毕生的经历研究着这一理论,使得正义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在古希腊正义思想基础上启蒙,近代资产阶级正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义论》,罗尔斯对正义理论进行了体系的论证,今天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宪政建设

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也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指路灯，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取向。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它包含着全新的内容和崭新的理念，同时与宪法、宪政理念暗合相通，有很高程度的契合性。对我国未来宪政的发展而言，深刻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必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相关法律思想

本文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法律思想的发展 ,通过论述畏苍天敬祖先 ,神权法思想确立 ;诸子百家争鸣 ,信仰众说纷纭 ;统一由表及里 ,万事一断于法 ;儒家正统主导 ,宗教传统缺乏四个发展阶段 ,揭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     

儒家思想与礼制——兼议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产生与秩序化,儒家因为对礼的追问而得出仁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追本溯源,认为礼的起源与礼所象征的秩序等级的确立和深化是儒家思想确立与完善的基石。作者通过对儒家的秩序和平理论;儒家思想中的礼与法;孔子"道德金律"的伦理学意义等几部分的论述,来考察儒家思想与礼制的渊源关系。     

西方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底蕴——西方法治理念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影响

西方古代法治理念的演变一直影响着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从希腊人入手考察法治理念对法官伦理演化的影响,是因为希腊的先哲们对正义与法律的观念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进路是持久的,乃至罗马的法学家们沿着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了法官伦理的内涵。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多元思想背景下的伦理法制--兼议东晋南朝法律思想的时代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色的主流学术和政治思潮.但此时的思想界又呈多元化局面,玄、儒、佛、道各家思想对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各个层次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江左君臣们仍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立论的出发点,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司法者主张情、理、法结合,提出了符合伦理人情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封建法律伦理化进入新的阶段.     

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论皮日休尊儒重道思想的时代内涵

皮日休在晚唐国势衰败、危机重重之时，倡扬尊儒重道，强调经世致用，力主改革现实，企图以此来挽救世道人心。他大胆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说，通过时变，兼容诸家。他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对理想王道政治的汲汲宣扬和向往，体现了乱世之秋儒者的济世情怀。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