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私法行为探析

行政私法行为是一种以私法方式完成公法任务的行为。在给付和规制行政领域,它是一种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的复合行为,受到法律保留和合目的性原则的制约。在法律适用方面,对这种公私复合的行为,应当综合适用公法、私法。     

行政法的嬗变：由公法到公私法合一

公法私法的融合趋势、弱权力和非权力行政领域的出现、行政权力权利化和职责化、平等型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拓展等因素,导致作为传统公法的行政法正逐步嬗变为集公法私法于一体的法律部门。私法介入行政法必须遵循法定、私法优先等基本原则。行政法的私法化不是全方位的,它受权力弱化、平等理念的深化、权力职责化、行政公共性和服务性理念的拓展等因素的掣肘。     

商法公法化属性的法理辨析

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商法规范中引入了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通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民法、商法、经济法三者的序列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私法领域中商法公法化的社会原因,以体系化的学理视角分析私法公法化环境下商法公法化的实质内涵,可以看出商法的私法属性是无法动摇的,商法的公法化是私法领域“再市场化”的立法体现,是商事活动的自我规制与国家经济行政干预规则相统一的技术措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需求。     

从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看公司法的性质和地位

把法律划分成公法和私法是传统法律的划分方法。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综合和系统发展 ,随着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 ,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公司法就是典型的公法化的私法 ,因此不能明确地把公司法归入公法或私法 ,应根据法对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归入多个法律部门。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大陆法系公法私法二元传统的新变化及评价

公法、私法分类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的结构性基础，大陆法系公法私法二分传统滥觞于古罗马，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得以正式确立。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角色的变化、法律主体的扩张、法律观念的嬗变以及新法学思想的冲击，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的二分传统出现了新变化。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为债产生的法律事实,构成民法上的基本制度。不当得利的法理并非仅为民法独占,它同样也可用于解决公法上的问题。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私法上的不当得利不同,主要表现在主体要件上。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主要情形集中在税法、行政法和刑法领域。     

论政府在经济法主体中的角色定位

经济法主体理论的研究只注重经济法的主体范畴,却忽视其中的重要主体——政府——的角色定位。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研究政府在经济法主体中的角色定位,能更加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界限。结合经济法的本质来定位政府在经济法中的角色,经济法不应单纯地属于公法,它还兼具私法性质。公法领域,政府作为主体不容置疑;而私法领域,政府并不必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     

“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辨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私法观念重新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论,在公私法观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含糊之处。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上。"公私法混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往往被当作"标签"来指代法律社会化这个法律内容,二者之间被机械地建立起等值关系。但这一方面会限缩法律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社会化的指涉范围。     

刑法公法化的疑问

在我国,随着人们对大陆法系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接受,刑法被人为地公法化了。然而,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存在诸多疑问。既不符合公、私法的划分理论,也不符合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从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出发,更无法解释我国当前正在兴起的刑事和解的制度实践。因而,不能将刑法的公法性与刑法是公法等同起来,刑法只能是一种保障法,是保障公法、私法、社会法和生态法实施的法律。     

法与法律概念之逻辑分析

分析法与法律概念 ,在理论上有利于对其他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在实践上有利于避免法与现实生活的相脱离 ,从而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与法律实施

在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保证法律贯彻实施的关键,是从根本上破除领导干部中的"人治"思想,增强其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素质。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法治的重要性,严格把好使用干部关,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健全执法责任制,真正把法律的贯彻实施落到实处。     

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但与竞争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竞争法对知识产权具有“抑”与“扬”的双重功效,既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时,竞争法应对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予以豁免,对不正当行为予以约束。     

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的实质涉及法哲学中一对基本价值———正义与安全———的二律背反。本文认为 ,在此问题上 ,法官透过当事人的表面行为探究其内心真意的做法是必要和合理的 ,即个别正义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优先性。在规避外国法行为效力的问题上 ,通过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本质 ,其与公共秩序保留的关系及一些实际操作中具体问题的分析 ,得出结论 ,规避外国法和规避国内法的行为一样构成法律规避 ,应受法律规制。     

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法解释学进路

规范执法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吁求。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要强调以法律为自洽的范畴，在实定法范畴内达成规范执法，即以现行法律为执法的唯一和最高标准，以法律解释技术为桥梁，沟通事实与法律，以实现统一的执法程式和执法尺度，促成执法的确定性、规范化。     

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应然目标,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它需要通过特定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实现。文章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历史根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     

习惯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

作为人类最早出现、历史最为悠久的法,习惯法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的广大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中华法系内容的丰富、对中华法系成果的传播、中华法系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领域、解决目前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正确对待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法文化。     

经济法与经济法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30年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质变的30年,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从无到有、迈出了第一步的30年,而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层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中国经济法及经济法治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三十而立",于此历史性时刻,回顾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治的历程,其意义不言而喻。本刊特在2008年末期刊登中国当代经济法学家史际春教授的一篇访谈录,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