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问题与朝鲜时期的“向海性”

韩民族地处半岛,拥有与生俱来的向海性,而朝鲜时期是其向海性强弱的转折点。以海禁为大背景、防御型海洋政策为基础的朝鲜王朝,国家层面体现出消极的海洋认识,地域层面的向海性虽时有复苏,却因大环境的被动而终究得不到完整释放。从漂流问题来看,本国漂流民对海洋表现出谨慎与敬畏,却又期待漂海带来的异文化体验;外国漂流民在朝鲜王朝得到的待遇,反映出朝廷对海洋外来对象的警惕。朝鲜后期拥有进步思想的实学家们,在海洋认识的停滞上跨出重要一步,对漂流经验持积极态度,然也只到达利用海洋的认识层面,尚未上升至探索海洋的认识层面。可以说这亦是朝鲜王朝探索自身历史主体性的艰难之体现。若要在当下重新获得海洋进出的主动权,韩民族应反思历史上的向海性的变化,以主体姿态在东亚海域中为自己定位。     

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背景下的“译”“介”背离——以《小说月报》对左拉的译介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历程就是突破传统文学观念,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域外文学开始作为'现代文学'已有的典范进入中国人的关注视野"[1].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代表,其主编茅盾则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到:"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     

从儒家文明的盛衰演变看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 ,“文明冲突论”已成为美国和西方学术理论界备受关注的热门理论之一。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中将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定义为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最具挑战性的文明。由此论点出发 ,他不遗余力地提醒美国和西方对即将到来的来自这两种文明的“威胁”采取对抗和遏制措施。尽管他的这一理论实质上反映的不过是他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初衷 ,而且在理论上也充满悖谬。但他的这一理论对美国和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人士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历史和现实分析的角度 ,同时也从考察西方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互动关系的角度 ,来揭示他提出的这一理论在主观立场上所包涵的谬误成份     

从保罗·利科的“译‘不可译＇”看翻译的可能性

保罗·利科是二十世纪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利科在研究诠释学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关注翻译问题。他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还特别推出了《论翻译》这部翻译哲学专著。本文拟对利科的“译‘不可译”’这一核心翻译思想进行探讨。利科认为,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论争,其症结就在于把不可能实现的“对等”作为翻译的原则。在他看来,“对等”是由翻译产生的,而不是由翻译预设的。要实现“对等”,就必须“译‘不可译”’,通过“建构可比之物”增强“母语”与“异语”之间的相似性,化不可译性为可译性。     

从“形式”到“质地”——对《恶之花》翻译的思考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的难点。1947年出版的戴望舒翻译的《恶之花》,将源语置于中心地位,力求再现原作的"形式"与"质地",结果差强人意。而十年后陈敬容翻译的《恶之花》舍弃形式对等,却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可,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可简称其“新贫”.这一群体不但成份特殊而且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原苏联时期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群体的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新贫”的出现,使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初期一度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新贫”的社会职业以及生活特征来看,他们属于相对贫困或者说是边贫困.这一群体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期制度体系中的深层问题,其中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这一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等一些属于个体方面的致贫因素.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迁:从“经济靶向”到“鸟瞰中国”

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一定的保守性与滞后性,带有后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双重印记。在这种语境之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进行集中再现的《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在对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进行解构与重建方面便有着特殊意义。2013年出版的《丛林万里》与2015年亮相的《超级中国》体现了一种“经济靶向”的认知模式,迎合了韩国社会“经济第一”的思潮,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发展的内涵。相较之下,2020年问世的《中国常识》则凸显了一种“鸟瞰中国”的意图,力图对中国进行客观性全景再现。受西方思想与舆论的影响,《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均在不同程度上误读了中国,但整体上体现了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     

吴庆瑞和新加坡的中国研究:从儒学到“现代中国问题研究”

一个不寻常的电话1990年9月的一天,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经济学系办公室接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混合战争”是指一个国家为实现战略目标,综合应用有效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信息、情报等方法和行动的总称,是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以颠覆目标国政权为最终目标。“混合战争”理论起源于美国军事学界,俄罗斯结合自身的实践和特点,对“混合战争”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良。俄罗斯理论界普遍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转向以运用军事力量为基础,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文化、心理等其他非军事手段的混合方法,以运用最低限度的军事打击来实现政治目的。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5年叙利亚危机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中,都可以看出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理论的实践应用。尤其是此次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当代俄罗斯“混合战争”理念和思想。但是鉴于俄罗斯在众多领域和综合实力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差距,在此次冲突中,也暴露出自己的短板和缺陷。     

从“国际史”到“共有的历史”——徐国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述评

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近期出版多部著作,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化和国家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徐国琦教授对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徐国琦教授通过中国对国际体育的参与,透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他提出的“共有的历史”,在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处理未来同美国乃至世界的关系富有启发。不过,要更有效地发挥“共有的历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概念、内涵、边界等方面需加以界定,其与国际史、跨国史、全球史等学术理念的关联与差别也需详细澄清。     

寻找“伊甸园”——从《月下小景》看沈从文对莫泊桑的接受

<月下小景>是沈从文1932年9月在青岛大学教"小说史"时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沈从文那时对佛经故事产生浓厚兴趣,并且答应了恋人弟弟张小五的要求,决定对其中几篇加以改造,"就某经取材,重新处理",来"放大翻新",把原来有教训意味的故事改造为歌颂世间平常人爱欲的故事.     

1979～2012年中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状况--基于“中国知网”相关文献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1979 ～2012年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状况.在指标上,本文选取论文发表数量的年代分布、论文选题的主题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6位的作者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10位的单位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10位的期刊分布、有关韩国研究和朝鲜研究的变迁对比这6个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详细考察,结论部分对1979 ～2012年中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趋势和状况进行了基本描述,并从机制建设、研究方法革新、研究侧重点加强等几个层面提出了下一步研究时的建议.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在围绕其去留的反复较量中,美国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其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留学生与中共的跨国政治联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争取滞留人士过程中的方针策略。此外,部分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创造了诸多“先例”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后旅美外籍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尼采神话的兴衰——“尼采档案”对尼采接受史影响研究

在哲学家尼采生命的最后阶段，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一尼采深深介入他的生活。她1894年建立起“尼采档案”，通过选址魏玛、出版文集、争取名流、建立基金会、与政治联姻等一系列活动，制造出了“尼采神话”，对尼采哲学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福尔斯特一尼采对尼采手稿的篡改和对尼采形象的扭曲也引起了有关《权力意志》真伪的一场轩然大波。而与德意法西斯的合流虽然使尼采档案馆和福尔斯特一尼采本人在第三帝国时期风光无限，最后却直接导致了其在二战后的急剧衰落，并对尼采接受史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