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的生存状态与启蒙理性的再思考

当犬儒式的生存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状态的时候,就迫切需要重提启蒙,让启蒙的智慧与勇气帮助人们从自私、犬儒、蒙昧的状态中警醒过来,重建健康的个人、民族的理性。考察康德关于启蒙理性的思考,主要是从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两个向度讨论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每个人都应该要求自己不要让唯利是图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自身,尽可能正常、健康、道德地使用我们的理性。其次是制度启蒙,其要点是法与公民的相互启蒙:法给公民以健康运用理性的基础、框架、保障和必要的限定,而公民对法的相信、依靠、服从,以及必要的怀疑,使法得以落实为实在、有效的活法。     

从“理性启蒙”到生态启蒙——关于生态文明建构路径的思考

新世纪呼唤生态启蒙的原因是理性启蒙的局限性。生态启蒙消解理性启蒙的纯粹理性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等缺陷,其核心是主张生态理性。生态启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阀。     

《启蒙辩证法》的启蒙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人的一般生存困境出发,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揭示了从前一直被视为自由和解放意识的理性和启蒙,原来不是一种自由和解放意识,相反倒是一种极权主义。因为它并未建立起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反倒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无限的统治权。人类只能以痛苦为代价来认识事物的真相,只能把自己置于坚定的社会批判的位置上,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向人类和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道路,实现真正合理的社会。     

启蒙理性的丧失与拯救——重思《启蒙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启蒙与神话同构关系的揭示,阐明了启蒙自反的"悖论"及其造成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西方主体性哲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原则共同宰制的结果。从启蒙变奏的这一逻辑出发,现实的主体是启蒙得以拯救的存在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为拯救启蒙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     

理性与社会进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论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迫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哲学论争,突出表现在卢梭与伏尔泰以及狄德罗领导的百科全书派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以卢梭为代表的另一方相信感觉,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丰富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理性,共同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因此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思想养料。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嬗变历程与逻辑谱系——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观照的比较分析

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至今,历时一百三十余载,其间理论范式转换络续。面向效率还是面向公平,始终是主导公共行政学嬗变逻辑的外在表征,也是分析和发掘公共行政理论嬗变根源的一个重要解释框架,更是导致行政理论丛林纷争的症结所在。为此,研究以价值取向为基本观照,通过论述各种理论范式产生的时代场景、理论渊源和秉承的价值理念来阐释公共行政理论的嬗变根源,将着力点放在对公共行政理论嬗变历程的概括总结和比较研究之上。并在概括论析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嬗变逻辑基础上,从效率与公平、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伦理、规范与实证、实然与应然等多重向度来揭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张力。唯此才能深刻理解公共行政理论演进的实质与内核是政治与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斥与互补,并在理论演化与实践变革的逻辑自洽中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公共行政发展理路,这也是进一步消弭行政科学与政治哲学对立交锋,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系统性建构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十大嬗变与评析

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嬗变凸显了时代跳动的脉搏,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学生经历了从自我超越到本体回归的心路历程.大学生价值取向嬗变发展既有其个体的自发性,又具社会经济的渗透性;既有个体自省的内隐性,又有社会文化的外显性,呈现出逻辑的、规律的和应势的特征.直面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加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理性引导,使莘莘学子的价值取向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一轮思想解放思潮的兴起,再度活跃的新启蒙话语带动了整个启蒙思想谱系的新变化,并表现为由表及里的四个层面.在社会层面上,着重探讨社会、文化结构模式的重新取径;在阶层层面上,"底层"话语以及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意识凸显;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对"自由"话语及其命题的重新探究;在心灵层面上,体现为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突入.对启蒙话语的分析,可以演示出新世纪新启蒙之价值重构的轨迹和走向,同时为思想界进一步开展启蒙的自我反思及推进启蒙运动的进程,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知识分子的启蒙形态与当代使命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声称与真理相关联而以启蒙者的角色存在。自近代以来,他们有意识地推动了社会的启蒙与进步,但同时这种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却违背了有蒙共启的根本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改革中都充当着启蒙者的神圣角色,但市场经济导致的世俗化进程却使之被边缘化。正视自身的有限性,接受大众的批判,以理性的心态重新定位并深化自我启蒙的进程,或许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当代俄罗斯新启蒙理念的发展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社会意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高新科技对人类传统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挑战,促使一些学者开始思索启蒙运动以来俄欧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呼吁开启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新启蒙思潮应运而生。新启蒙思想提出了回归人性传统、跨越科技藩篱的期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启蒙理念有相通之处,不但有力回答了俄欧学者的主要困惑,而且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更具前瞻性、全面性和可行性。     

试论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的捍卫

美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的《重申启蒙》一书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没有把启蒙理解成为一系列的运动和一种精神;没有把进步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概念;错误地把反犹主义的根源归咎为坚持人道主义的启蒙;错误地把封建传统产生的集权归因于启蒙;没有认识到启蒙和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没有直接必然联系,没有认识到启蒙需要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应用环境而非主体性本身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因而,二人错误地批判了启蒙。启蒙不会导致退步,它将永远引领人类不断进步。     

宪法的嬗变及其嬗变的特殊性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对宪法的嬗变(包括形式、内容和原因)过程进行剖析，在揭示世界宪法嬗变发展的共同性后，对亚太地区国家宪法和中国宪法嬗变的特殊性作了初步探讨，试图揭示宪法嬗变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提供借鉴。     

社会阶层嬗变与党建创新

被邓小平称为中国社会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正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其中最深层、最深刻的变革和影响是使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全面分化、全面改组,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全面重构。这种社会阶层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嬗变,不仅可以使我们认清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党在新时期的依靠力量,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需求目标等特殊差别,这就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有利于党的建设创新发展。     

从极端到理性的回归——中国社会保障理念的嬗变及其道路选择

社会保障围绕权利与责任、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之间孰轻孰重形成了不同的理念,中国社会保障演进中出现了平均主义、效率主义、公正主义,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保障的道路选择。社会保障的道路轨迹体现出：理念是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钥匙;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实践都经历了从极端到理性的回归;尊重本国国情基础上正确借鉴国际经验。     

公民理性与思想启蒙从文化反思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他还从八个方面，通过“荣与耻”的对比，阐述了基本内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张。因此，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了深入学习理解这一思想主张，本文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着重分析一下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试论理性悲剧《浮士德》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

欧洲与中国历史上都有两种启蒙运动,即自由主义的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在欧洲历史上是先后衔接的,在我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以来则是并列发展的。在我国,这两种启蒙的发展都历经曲折的过程。当今,我们要重新启蒙,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启蒙。     

从两极到中介:走向持重与内秀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新世纪报告文学进一步反映了作家们“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在历史现实、民主政治、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等问题上,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这种价值与立场的中立,他们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能不为传统与成见所囿,也不被“权力”、“民意”和“舆论”所左右,相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颠覆或解构。因此,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与话语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持重与内秀的风格嬗变。     

论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体现了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