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的社会权力、效力基础及其动力机制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发展路径和范式的变化，社会权力是民间法效力的重要基础。应构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雌平台。     

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员权利义务关系研究

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实际上包含“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个方面的含义，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一是全党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重要性；二是要建立民主协商、授权机制和合理权力关系；三是要在党内引进竞争机制；四是要通过组织重视、主体觉悟、制度保障等途径来坚持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确立党员主体地位。     

行政“还权”与行政主体的多样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公域和私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主体，这是行政分权理论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政治国家存在扩张的天然倾向，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被国家吞噬。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被吞噬的行政权力又逐渐回归到市民社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从而，“行政还权”理论成为了认识行政主体多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论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及其权利保护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又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应当有土地承包者、土地承包受让者、土地生产者、土地经营者、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当包括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权利，建立新型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社的结社权利等。国家应当从约束政府征用农村土地权力、确认农民土地的区位价值、完善政府支持保护农业制度、完善农民土地权利立法方面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     

论高校学生隐私权及其保护

隐私权因权利主体的不同，在内涵上也存在差别。高校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主体，在高校行政管理权和高校知情权的双重制约下，其隐私权往往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为了加强对高校学生隐私权的保护，本文首先界定了高校学生隐私权的概念、客体及其权利行使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高校学生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必要性，然后从立法、司法、用法及管理理念等方面对高校学生隐私权的保护进行了思考。     

权力内涵新释

文章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以新的视角对法理学中的权力概念作了新的诠释。权力是主体为满足其需要的意志及为实现其意志的能力,权力的主观性表现为它是主体为满足其需要的意志;权力是自然生成的,不需要法律的赋予,“天赋人权”之“权”是权力的权,而不应是权利的“权”;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法(制定法)由权力与权力间的冲突关系产生。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论突发事件应对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曾被誉为行政法上的“皇冠原则”，适应突发事件应对中权力与权利博弈的需要，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引入了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彰显了突发事件应对中权力有限的理念，为权力与权利的合理界分提供了一项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标准；并通过对应急管理主体权力有比例的分配和对具体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比例的控制，避免产生绝对不受约束的应急行政权力，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     

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警察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警察法学研究中，警察权和公民权是一对范畴，两者之间往往处于“难舍难分”的矛盾之中。为了有效解决警察法学研究中的“二元悖论”，我们必须改变以往仅仅关注警察权或公民权的单一主体方法论视角，将警察权与公民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警察权与公民权双重保障的思维范式，从而达致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因此，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理论和方法论，为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成为警察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浅议党内监督制度的配套

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居于“权力行使”和“权力主体”的双重地位。如何搞好权力行使和权力制约,是党内监督机制正常运作的重要问题。首先,要理顺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员代表大会是权力主体,而党员在会议期间对权力行使者进行制约,通常以党员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为基础。其中,     

论权利与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谈义务教育法的实现机制

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一直是依法行政、促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制约与控制权力，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强化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以“权利”制约“权力”。     

观点

“权力维稳”不能取代“权利维稳” 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在谈到维稳问题时指出，他反对权力维稳、静态维稳，而提倡权利维稳、动态维稳，在化解矛盾中不断达成新的稳定状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当然，这也不是说“权力维稳”就没有必要存在，     

权利与权力易位——人大履行职能须廓清的法观念误区

权利与权力易位——人大履行职能须廓清的法观念误区□刘兰朝从理论上讲，凡民主制国家，其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权力都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民各项权利的。在我们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就决定了人民既是权利主体，又是权力主体，人民必须用自己掌握的具...     

权力的利益属性探析

权力就是一种对他人、组织或相关财富的支配、指挥、控制力量。从权力的主体看,任何权力都有一个获得、承认和行使的过程,所谓“天赋”权力是不存在的。权力主体获得权利之后,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对他人、组织及相关财富进行控制和支配。只有树立一定的权威,权力主体所获得的权力才能被承认,也才能够顺利地行使权力。反之即使采取一些手段获得了权力,如果不被权力范围内的个人和组织所承认,这种权力就如同虚设,无法在实际生活中正常行使。权力行使的效果受权力的性质和行使方式的制约,个人专断式的独裁权力,往往会激起权力控制对象的反抗,而…     

新视角·新体系·新观点——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评介

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立足于唯物史观,分析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和社会根据,深入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是民主宪政秩序的基本向度的命题;提出了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概念,系统分析了国家公权主体与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和法律责任问题,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在机制;将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定位为权利制约权力的辅助机制,并立足于一种历史的大视野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根据,揭示了分权制衡机制与自主平等的社会群体有效控制公共权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权利基本权能的充分确认和充分具备的实证角度,论证了相应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性.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初探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既反映中央与一般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 ,也反映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关系 ,特别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平等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治理的重心 ,因此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民族平等权。民族政治关系的理论体系是以民族平等权为核心范畴和多样性统一的基础而演绎出来的逻辑整体 ,是一个由必然权利 (民族平等权 )、应然权利 (生命平等权、政治平等权和发展权 )和实然权利 (少数民族公民权利、自治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职责 )等组成的权利体系。民族权利是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理论应由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权力学”向以“民族权利”为核心范畴的“权利学”转变。     

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话

交钱，就不执法；不交，就加强“监管”。江西省九江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放弃监管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赤裸裸收取“技术保护费”。不珍视自己的行政权力，反而进行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仅是行政不作为，而且还意味着公权力的“匪化”。这种公共权力的“流氓化”、“匪化”趋势其实并不鲜见。公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匪化”，其反衬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缺位。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     

民事程序中的 权利与权力互动机制

法治的基本内涵是权利至上,权力来源于权利并服务于权利,民事正当程序能鲜明地体现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关系。民事程序应用法官的裁判权将权利主体的权利变为现实的利益,在实现权利过程中,程序同时也制约了法官的权力滥用。一、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基本内涵“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呈现各异的特质,却总体上有着超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及价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介,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等是一切市民社会的共同本质特性。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则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王成礼在《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公司董事义务及有关立法缺陷

２０世纪初，随着公司体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公司的经营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集团化程度迅速提高，经营领域不断扩展，竞争日益加剧。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公司在组织机构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成了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经营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并为各国法律所确认，董事及董事会在公司成长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其权力日益膨胀。为防止无节制的权力扩张给公司及股东带来不利影响，各国法律亦采取了强化董事义务的做法，来完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原则。 一、董事义务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