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尼采人生哲学之比较

作为哲人,庄子与尼采在各自文化历史上扮演了相近的角色:他们二人都力图恢复和发扬人之本性,追求自由的人性境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推崇“超然于善恶”的态度;无限向往超凡脱俗的理想人格。     

形上学的根本问题与道家思想:在海德格尔、谢林、尼采的思想脉络之中

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什么是形上学》,开始讨论"无",提到了"无自无"(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什么是形上学》所说的无和老子所说的无的类似性,经常被注意到;但是,海德格尔存有思想所说的"有与无的共同隶属"(Sein und Nichts gehren zusammen)和老子所说的有无玄同的思想结构上的共通性,却未被重视与展开。道家的无与形上学的根本问题,可以在谢林、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脉络之中,加以探讨。     

庄子天论——破解天人关系与天道关系的难题

庄子有关天人关系与天道关系的认识一直是研究难题.庄子一面谈天人对立,一面又谈人与天一,那么天与人到底是相对还是相融?庄子一面说道生天生地,一面又说道兼于天,那么道与天到底谁更为根本?只需廓清天、人、道的具体所指,对概念内涵细分分析,难题便迎刃而解.     

颜回形象比较研究——以《论语》、《庄子》为中心

颜回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没有著述、没有功德,却被人们尊称为“复圣”,这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通过对《论语》、《庄子》中颜回形象的对照发现,这一礼遇是得当的。颜回的“好学”精神、杰出的政治思想以及“颜乐”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儒道这两篇经典关于颜回形象的记载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道家经典《庄子》对颜回的记载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可说”与“不可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比较研究

庄子和维特根斯坦都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立足点,强调语言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庄子之＂道＂,最高的境界是＂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主旨是通过＂可说＂来显示＂不可说＂。从比较视阈看,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因各自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两者有关＂可说＂、＂不可说＂的哲学观在起缘、具体内涵和最终解脱方式等诸方面既有融通又有分流。     

庄子艺术精神与西方游戏说——兼谈原始岩画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

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落实到绘画上的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它所蕴含的合于自然、合于道的天人合一观与原始岩画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相通。从东西方哲学与美学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庄子的艺术精神对西方人文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勿庸置疑。人文主义美学中的“游戏说”——本真游戏,原始岩画艺术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的“游”这三者同样追求一种主客相忘的本真状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它们达到了统一。     

审美思维与认知目的——孟子、庄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对比与认识

孟子和庄子在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中都处于"亚圣"地位,两者在音乐审美思想上的认识论分别是对孔子和老子的继承与创新,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音乐的审美认知。从孟子和庄子对音乐审美的思维特点与认知目的出发进行比较,可以从认识的过程到认识的结果来概括和对比两者的音乐美学思想。     

道在术中：《庄子·天下》道术分离之困境及其化解

《庄子·天下》对于先秦学术史的分疏乃是基于道、术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然而这个道、术分离的判断依然是一个需要被追问的话题。实际上道、术的对举乃是道术与方术的对举,而道术与方术的对举是＂以物观之＂的态度,此态度并不透彻。由此导致《庄子·天下》中存在道术为一,却又分离的困境。更为透彻的观念是以道观之。如＂以道观之＂,则道术与方术并不存在对举现象,＂以道观之＂,道、术为一,道在术中,对于学术史的梳理应当回到＂以道观之＂的观念,如此《庄子·天下》中所存困境即可化解。     

正言若反——论《庄子》寓言式言说艺术与其思维方式的关系

《庄子》作者喜欢寓论说于讲述之中,其言说艺术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色彩。这种言说艺术与作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庄子既洞达原始神话思维的根本精神,又汲取文明时代理性智慧的养料,把认识和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熔铸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其言说艺术产生的触媒。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言说的方式,使《庄子》具有更丰富的审美趣味,从而产生更为持久的艺术魅力。     

论六朝艺术形神论与气韵论之文艺观——兼评庄子思想与中国古代艺术之革新

六朝艺术创作与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起承前启后之作用。在社会动荡杀伐不已的六朝时期,知识阶层深受庄子的玄学影响,艺术思想变革求新,其实践探索形成的六朝文艺观之形神论,讲究艺术创作应以形写神、以技载道,最终达到形神兼备。继形神论之后的气韵论,更是追求形与神的彼此关照、完全融合,倡导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表现其共性与个性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六朝开创形成的这两种文艺观对当代快餐式、表象式的媚俗艺术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鼓盆到劈棺——论庄子鼓盆故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出自《庄子》的鼓盆故事经过戏曲小说的演绎,变成了情节丰富、内涵复杂的试妻故事。演绎试妻故事的戏曲分为两种倾向,神仙度化倾向被文人借用,演绎出表达文人理想和情怀的剧作;世俗道德谴责倾向则存在于面向普通百姓的剧作中。从鼓盆到劈棺,这一流变过程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     

拒绝与科学俱进"实践美学"何以走向实践——就"自由自觉的劳动"等概念回复张玉能先生

实践美学的人学观不但表现出对于现代人类学成果的滞后,而且表现出对于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人类学研究水准的滞后。而将“劳动”这一概念绝对化和神秘化,是其集中表现。他们常常借着哲学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来掩饰这种滞后。他们坚持这种滞后,是因为以科学的进化论为基础之一的人类学观,会动摇他们的以神化的人性为基础的美学思想体系。     

走向现代之路——近代中日两国文化转型比较

近代中日两国文化转型的外部背景都是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而内部背景即近代前期两国文化自身的发展状况却有所不同,这决定着两国面对文化转型时的心理准备,也预示着文化转型过程的难易,决定着现代化的进程。中日两国在近代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器物、制度以及思想三个层面的理解和学习过程有各自的特色和局限。对我国当前的文化转型及现代化进程而言,上述史实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快餐式”文化转型与“慢炖式”文化转型相结合;二,制度设计与思想建设并重;三,加强同各类文化间的交流;四,走综合创新的文化转型之路。     

庄子与陶渊明自然观之比较——兼论王国维对陶诗的误读

在自然观上,庄子“以物观物”,其境界是“无我之境”,陶渊明“以我观物”,其境界是“有我之境”,虽然庄子与陶渊明常因共同的亲和自然的态度而往往被人并提,但两人在自然观上仍存在巨大差异。王国维的观物理论与境界说对于描述庄陶自然观之区别甚为妥贴,然其所谓陶诗“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却是对陶诗的误读。     

郭象注《庄子》与《庄子》注郭象——诠释学视域中《庄子注》的哲学义蕴

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和对话者,中国哲学呈现为以经典为基础的哲学之思,以经典为依据,是哲学之思的主要形式,"天人之际"是其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同的视域相激相荡,意义不断生成,郭象注《庄子》作为哲学事件,代表着一种成熟,它不仅表现在郭象注《庄子》时对诠释者与文本愿意之间矛盾的解决思路中,更表现在郭象《庄子注》中所表达思想内容即"游于羿之彀中与独化于玄冥之境"中,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人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超越在此得到了安顿。     

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2011年思想品德学考命题走向分析

思想品德学考对教学考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2011年学考试题会继承以往试题的实践性、探究性、开放性、稳中求活、稳中求新的特点,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其发展变化趋势预测如下:     

从科学走向民主——读《在理解与信赖之间》

自“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因为二者都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相对来说我国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近百年来这二者至少在口头上赢得了国人的普遍推崇。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2005年第5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应对之策

疫情是一种严重的外生冲击,构建疫情经济学理论框架,需要将卫生经济学、宏观波动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叉,以综合分析流行病理学下的医护和疾控资源投入、疫情对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外生冲击和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受到的深远影响。在动态比较的框架内,当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发展演化为总量更庞大、结构更多元、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经济体,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后果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会更加复杂。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收缩,国内外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得更加脆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化。疫情的突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心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效应的叠加甚至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政策层面需要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