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和司法的实践路径——以刑事和解为例

平和司法是基于国内实践出现的全新司法模式,倡导协商和对话理念,为我国司法体制注入了新活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平和司法的特征和优势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目前,刑事和解是平和司法的主要的实现方式,其某方面的缺陷并不能阻碍其与中国司法背景的切合和优越性的发挥。     

论平和司法的实践路径——以刑事和解为例

平和司法是基于国内实践出现的全新司法模式,倡导协商和对话理念,为我国司法体制注入了新活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平和司法的特征和优势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目前,刑事和解是平和司法的主要的实现方式,其某方面的缺陷并不能阻碍其与中国司法背景的切合和优越性的发挥。     

传统与超越——中国司法变革源流

该书《内容提要》中说：“本书对于中国司法变革源流的解读，除了简要考察古典传统司法的基本特征、文化形态及其深重影响以作铺垫外，重点以政制转换为视点，分析近世历次重大司法改革的要旨、缘由和实际效用；展现百年司法转型及其制度流变中，源长流断、源浅流促，甚至源流分离的错综情势与复杂因素；阐明在急速、剧烈、对抗、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具有精致、稚嫩和后继性特征的司法，作为现代社会的支撑性构件，始终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境地。最近20多年间平和、稳定、持续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才真正迎来了司法改革的春天。”     

司法成本概念研究

司法成本概念的研究是司法成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司法成本概念研究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如司法成本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且更加重视以司法价值目标引领司法成本控制研究等。     

司法实践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司法文明包括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文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司法文明之间有着梯次包含的、不可缺少的相互关系。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使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点。改革的先导在于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同样道理,司法实践也丰富和推动着理论创新与制度更新。     

从失调回归合理--浅论法官形象宣传的重构

司法公信力的建设问题是当前司法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在学界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特征、重要性以及其推动措施的探讨和研究较为全面、深刻，社会的目光和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此。     

恢复性司法研究

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领域正在进行的一场新的国际变革,本文拟通过对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发展、特点、尤其是其具体运作方式等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出发,分析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进而建议在完善现有的蕴涵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制度(如自诉制度等)基础上,以构建公诉案件的调解或和解制度为载体,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可能性——以日本行政指导理论的发展为例

与传统的行政行为概念不同,行政指导具有非法律化、非权力性、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一般认为行政指导不可能也没必要接受司法的监督。然而,日本在大量运用行政指导过程中,对其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放弃对行政行为严格的概念主义的理解,从而导入司法审查以协调行政的灵活性、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司法监督的互动关系。参照日本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检讨我国的行政指导理论,将对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有更深刻的理解。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点。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予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论争

司法能动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它是伴随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是指一种允许法院在不遵循先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发现立法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司法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司法能动主义就饱受争议,即便如此,在这种司法哲学观指导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运用,保障了社会公民之权利,维护了市民社会之正义,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然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必须自觉保持司法克制,防止司法能动主义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能动主义保障社会正义之职能。     

司法规律中的价值与司法价值中的规律

司法规律作为人类司法实践活动的规律,凝聚了人的需要和价值目标。"我者"之所以接近司法规律,本质上是源于自身的价值需要。这种价值需要驱使"我者"去主动地认识规律、能动地把握规律、创造性地去利用规律,让司法规律的作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司法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到司法规律的支配。司法价值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司法规律在起作用,司法价值的实现即司法规律的实现。司法规律和司法价值作为司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要素,都无外乎是司法实践的产物——他们生成于实践之中,存在于实践之中,作用于实践之中,最终在实践中实现统合。     

赋能还是解构：数字时代司法如何说理

数字时代极大地丰富了裁判说理的依据和素材,但在便捷司法裁判的同时,也改变了裁判的方式和手段。裁判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决断无可避免,但是这种决断又必须经过正当化和说理。对应到数字时代,就是司法程序的设计和数据的应用需要符合人们对司法本质的要求和理解。这背后反映的是对法的概念观,以及应对司法疑难案件时法典化和判例法两种进路的选择。实际上,寄希望于设计者对所有法律问题悉数预测难度较大,因此就要依靠裁判者的权衡这一判例法进路,这就是司法必须能动的背后机理。“数字化一切”的潮流对司法的影响,从形式意义上是赋能的,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是解构的。探索司法中能动说理的可能与限度,有赖重新定位法官的角色,锚定能动说理的目标与价值,通过界定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职权和明确对个案正义的追求目标,探寻可以作为个别化裁判的考量因素。     

论司法的社会性与国家性——司法的事实与规范语境

司法一语与司法权不同。司法属于事实领域,司法权则属于规范领域。司法作为事实,既可以是纯粹事实,也可以是法律事实。作为纯粹事实的司法存在于社会司法之中,而作为法律事实的司法存在于国家司法之中。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在逻辑层面的差异在于,前者包含着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后者则没有。从历史维度考察,国家司法孕育并诞生于社会司法的土壤中,并且,在国家司法于社会司法之间总是呈现出某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国家司法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司法权的成型,两者互为因果。     

论司法与宪政发展

司法与宪政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整个人类社会的司法史可以明显地分为无宪政的司法时期和有宪政的司法时期。在有宪政的司法时期 ,司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不仅在宪政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宪政运动的深入。在一些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中 ,司法的功能已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当代中国 ,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 ,司法功能的现代转换并没有完成。我国应在宪法司法化的基础之上继续强化司法的宪政作用 ,其途径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论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复杂曲折历程催生了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反映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过程的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其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彰显司法"定纷止争、权利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功能。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外发式、激进式改革思路的误导与司法权威缺失等困境。司法现代化转型既有当下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法治理论与实践上的正当性。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价值目标转型、职权模式转型、保障机制转型、人事管理机制职业化转型和司法应用技术手段革新。     

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之正当性取决于民法原则、目的和司法问题之解决,而不仅仅由单纯的一般概念和法学概念推导决定。在民法理论上,民事主体拟制属性和民法公平原则、目的均支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为补偿法人的非财产损害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自然人精神损害,应当确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概念的研讨

法域不同于区域,也不同于区际,中国的区际依存于一国两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四大法域司法机关之间的司法协助,它具有五个特点:以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为依托、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以平等的复合法域为前提、以多方位的法律文化为背景、以刑事司法活动为内容;只有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国情,才能够科学地界定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从而推进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     

从选择性司法谈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本身具有的且又必须通过一贯的公正司法行为证明的其实际依法行使司法权并被社会公众认同的社会效力。其形成基础包括公正的司法行为、公开的司法裁判和公众的社会认同。选择性司法因破坏了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基础而损害司法公信力。基于此,从选择性司法视角来看,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依法司法原则保证司法合法性、以司法平等原则控制司法能动性和以司法公开原则确保社会公众认同的广泛性。     

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前提

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司法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使其认识到司法的真实情况,体验到司法公正的客观实际,从而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中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建立于清末法制改革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继续被使用,改革开放以后它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推进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是,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借鉴世界法制文明的成果、创新制度设计和采取新措施、缩小各法院之间的差距。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国能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方面走出更为坚实的一步,也会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