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治安风险等级滚动管理的实践与反思——以杭州铁路公安处为例

随着高铁线路里程不断延伸,铁路线路尤其是高铁安全防控压力越来越大。拟以杭州铁路公安处线路治安风险等级滚动管理实践为例,从实施背景、取得成效环节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发展方向,力求找到更加符合基层实战需求的破解之道,推动线路治安工作向精细化、纵深化发展。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与控制

由于自身经营体制中的不足,以及外在市场条件不确定性的存在,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度量、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金融风险的度量需要借助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安全性、综合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并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这一要求,对我国八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风险度量的结果显示,其总体经营状况比较稳健,控制风险能力较强,但是与城市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要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构建系统的风险预警监测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逐步提高微型金融机构经营绩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力求财政资金的及时援助等措施。     

基层公安机关等级勤务制度研究——以徐州铁路公安处为视角

随着公安工作步入新常态,等级勤务成为推进重大安保、实施勤务改革、深化科学用警的现实需求和务实之举。如何按照等级勤务的标准要求,结合基层实际抓好规范落实,使等级勤务执行有力、行之有效,是摆在铁路公安机关面前的重大课题。拟以徐州铁路公安处为实例,从阐述等级勤务的内涵入手,查摆分析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抓好保障、规范、重点、合成和长效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对于基层公安机关制定执行等级勤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建议调整疫情风险等级中“低风险地区”评定划分及命名

近期我国的疫情防控不断出现新态势,一点连多线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按目前常规做法,一般根据局部地区疫情发生情况,将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划分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及低风险地区。其中低风险地区特指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地区。在同一城市中,可存在高、中、低风险地区并存的情况。     

论执政风险的防范——以反腐败为视角

执政风险是与执政党相伴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高度重视长期执政环境下的执政风险问题。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因为腐败破坏党的性质和宗旨,危及政治稳定;腐败会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动摇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腐败严重败坏了执政党党风,污染社会风气;腐败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因此,党要抵御执政风险就需要自觉划清党同腐败的界线,严惩腐败行为;通过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实现"源头治理";大力发展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风险社会中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初探——以著作权为研究视角

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交换的极度便捷和高效,随之也带来网络服务商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的普遍化,应证了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笔者分析了传统侵权法理论规制的缺陷,并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提出了对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的制度设计。     

论中国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制度问题——以新《企业破产法》第134条为视角

中国新企业破产法附则的第134条专门就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特殊规定,但细细考究该条款,对金融机构破产的众多问题仍无力进行规范。本文将展开对中国现行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的考察,进而提出构建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机构设置等建议,完善中国金融法理论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金融法制实践。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风险——以彩票业为例

从风险与制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彩票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彩票是国家对社会投机行为进行有序管理的制度形式,实现了国家对风险的制度化利用,达到了通过赋予娱乐行为合法性,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目的。彩票业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产生的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说明了任何制度建设都蕴藏着潜在风险。要解决彩票发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必须从完善和强化监管机制入手,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刑法修正案(七)》——以信息安全为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今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信息的不安全成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来源之一,信息安全问题也就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议题.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根据现实发展的境况,对风险社会作出了及时的回应,对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刑法修正案(七)>并非十全十美,无论是从社会现实状况还是从立法技术角度,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足的遗憾.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为视角,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主张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重点在于对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虚拟社会的管理,以满足民众的安全、融入、公平、表达诸需求;确认中国处于“风险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其依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停滞、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系统复杂、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创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和“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全过程应对”模型,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揭示了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四大社会风险源,概括出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构建了“社会矛盾冰山结构”模型,设计出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五大制度体系.     

公务员考试录用的风险与解决方案——基于人才考评视角

公务员考试作为当今最为热门的考试之一,随着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公务员考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人才考评,然而这个环节在目前的公务员考试录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潜在风险。在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势在必行。     

论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开始呈现。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变动不定,因而许多因素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刺激了风险的产生。我国目前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转型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更是激烈。社会福利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产物和社会保障的一种必然选择,其未来发展的取向直接关系到我国福利社会水平的高低,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进而构筑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     

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的风险沟通研究——以天津8·12大爆炸事件为例

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已进入国家风险治理的重要议题,风险沟通对网络舆情的疏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8·12爆炸事件的网络舆情给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启发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的整体性风险沟通架构,通过畅通官民沟通、形成协同作战、实现沟通地位平等等策略来提供一条有效的网络舆情风险沟通的路径。     

撬动对话与秩序生产：草根NGO何以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

进行“多向-交互式”沟通是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治理场景中,草根NGO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沟通效能提升？本研究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基于对六家草根NGO的长期追踪,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揭示了其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的“环式理论逻辑”,即：认知引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能力支撑机制及反馈激励机制促使NGO选择“撬动对话”这一沟通策略,通过平衡主体、激发意愿、优化内容、拓展空间四个维度的努力推动利益相关方坦诚对话,进而生产出情感、组织、言说、合作四类秩序。秩序的稳定运转将促使风险沟通效能在信息展示、意见交换、弥合分歧、推进合作等四个层次获得提升,并反哺于策略塑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情境拓展进一步凝练四个理论命题,实现对逻辑框架的深度解读。本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对话理论”的本土化和操作化,丰富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风险场景中草根NGO的角色及政社关系,为构建环境风险治理共同体奠定基础。     

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以化工行业风险监管为例

科学技术引发的大量风险使传统社会性监管遭遇失灵。为完成风险规制任务,应在传统社会性监管中引入预防监管。内含风险预防、合作监管等理念的预防式社会性监管制度,既有助于政府履行风险监管义务,又回应了风险社会下安全、健康、环境监管的现实需求。考察具有风险特性的化工行业,其风险广泛分布于生产、贮存、运输等环节且难测难治,同时化工行业社会性监管预防性不足,存在风险识别不准、评估不科学、处置不及时、信息沟通不顺畅等问题。因此,构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制度,应在风险预防、合作与效能原则指引下,对化工行业法律法规进行立改废,增强规范中的预防条款,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提供依据;平衡预防式社会性监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将监管范围限定在化工行业生产、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安全、健康、环境风险领域;建立风险监管职能清晰、纵向权力差异化配置、机构独立设置的预防式社会性监管体制;以信息公开、专家参与、监管影响评价程序增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的民主性、科学性与责任性;建立复合的预防式监管责任体系,保障监管的实效。     

“洞悉风险”方解合作之困——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研究差异的文献解释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超过政府所有服务总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在操作中购买失败的案例日渐增多。通过分析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研究的差异,有助于识别购买风险,提升购买质量。从502篇国外、130篇国内文献来看,国外的购买风险研究是一种具体的、微观的,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为使命的"解构"式途径,国内呈现一种"运动式"的宏观建构。未来我国在理论上需要着力于购买风险识别与防范的研究框架探索,在实践上需要推进政府终极责任制、建立差异化的风险评估机制。     

“国家助学贷款违约风险控制”的早期干预研究——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为例

从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现状出发,通过对"广东模式"的详细解读,从广东省地方高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些降低国家助学贷款违约风险的改革措施,分析了助学贷款早期干预机制及助学贷款回收机制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切实降低"国家助学贷款违约风险"提出可参考建议及创新性做法如下:严格规范申请程序;深入调查违约重地,加强"家校联系";保持适度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