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俄日岛屿争端问题比较研究

中日、俄日岛屿争端问题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中日多年来维持现状的默契,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在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以及政治军事领域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同样,俄罗斯和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也开始升级,俄总统登岛宣示主权,日本坚持把四岛全部归还作为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前提。中日、俄日的岛屿争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交织下,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日、俄日岛屿争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实际占领与国际法理的矛盾冲突成为解决双方岛屿争端问题的最大障碍;岛屿争端已经超越本身范畴,成为维护国家荣誉的象征;中日与俄日岛屿争端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意识形态中,国际势力的渗入会对争端的解决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双方均衡实力无法打破的前提下,短期内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现状,搁置争议。     

中、日、韩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单向引资国到双向投资高水平均衡发展国的重大转变。日本、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向、行业结构等展开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论:一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系;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将越来越多地流向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向自身的优势产业部门;三是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互补性高于竞争性,投资合作具有巨大发展空间。     

中、日、韩潜在产出的估计与比较分析

利用生产函数方法对中、日、韩三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估计,并以潜在产出为基础对三国的经济进行比较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均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水平看,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差距较大,并且日本整体水平最高,韩国增长最快;三国的产出缺口变动与景气波动基本一致,中国的一致效果相对较差,韩国的一致效果相对较好;从三国各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三国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和韩国的TFP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而日本的TFP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中、日、俄3国文化近代转型比较

近代的中、日、俄 3国文化 ,代表了东北亚国家文化现代化的 3种类型 ,也代表了东北亚国家现代化的 3种类型。日本文化的近代转型是 3国中比较全面、比较彻底的。同日本相比 ,俄罗斯的近代文化转型受俄国旧传统的制约只是半转型 ,而中国的文化转型虽然与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却比俄罗斯的上层文化转型更为狭窄。这正是 2 0世纪前半期在文化上 ,中国先学日本、后学俄国的原因     

新时期美、日、俄对朝鲜半岛政策特点及其走势

新时期美、日、俄对朝鲜半岛政策特点及其走势于美华冷战后，美、日、俄相继调整了对朝鲜半岛政策，其共同点是均希望保持半岛稳定，实现无核化，防止战争，促进南北对话，缓和紧张关系。但是，三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又各有不同的目标和打算。本文就三国对朝鲜半岛政策...     

中日人口老龄化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都呈现出高速、高龄、老年抚养比大的特点。人口出生率急剧而持续的下降是形成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根本原因。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虽都不均衡 ,但表现不同 ,原因各异。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社会保障工作来说 ,日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 ,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布什政府的对日政策论析

布什政府上台后，在亚洲更加重视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同盟作用。充分利用日本在其一极化世界战略中充当经济上的伙伴、政治上的盟友、军事上的帮凶，是美国亚太战略目标中对日本政策的核心。继续不断推进美日军事同盟从过去防卫型向未来进攻型的演变，是布什政府对日政策的重点所在。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本的重视和对日本政策的调整，正是日本梦寐以求的。日本正在利用美日军事合作重新崛起为世界军事大国。美日全面合作、互相利用策略的一致性，使双方都确认对方是其外交的轴心和支柱。     

中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比较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99％，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上还有教大差距。日本企业技术创新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扶持政策和技术援助制度，也得益于日本独特的金融体系，其模仿创新及官产学结合研发模式也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借鉴的范式。     

中日市场营销比较及其启示

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的无价之宝,市场营销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中日市场营销在企业形象、广告和价格及国际市场战略方面有所差别。针对我国现状,进一步指明加强立法、消除回扣,发展高技术普及型生产,由“多角式”营销管理实现“开发式”技术管理,以建立海外销售公司,由“多国营销”战略来实现“松散式”跨国管理,是我国企业较适合的对策和举措。     

韩国朴槿惠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

从韩国李明博政府后期到朴槿惠政府前期,韩日关系由于历史认识、领土主权等方面的争议陷入僵局.2015年以来,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借韩日关系正常化50周年契机,朴槿惠政府调整对日外交,推行将历史问题与安保、经济等问题相分离的"双轨"政策,恢复韩日政府和民间的对话交流,使两国关系有所好转.尽管两国关系的前景仍存变数,但继续改善韩日关系将成为韩国外交下个阶段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的对日政策及其国内背景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日本政局动荡,政策多变。与此相比,中国对日本政策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中国对日本政策重点和具体做法也会有所调整。这些主要是针对日本方面发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外一些因素的变化有关。相关研究通常是日本专家学者热衷研究的题目,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增进相互理解,中日两国互不为敌,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国共同的根本利益。     

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政府并没有遵照波茨坦会议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将日本战俘遣返回国,而是将50多万日本战俘扣留并押送到苏联境内从事繁重的强制性劳动.苏联政府制定这一战俘政策的原因不仅和当时苏美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的斗争密不可分,而且和苏联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及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因素紧密相连.     

公共舆论与中国对日政策

公共舆论在当代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对外决策都不能无视公共舆论。然而，由于公共舆论经常是非理性的，政治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就不应当迷信公共舆论，而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政府可以通过正确的引导，使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难有起色，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厌和敌意增长，中国对日公共舆论情绪化。为了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政府应当引导公共舆论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以维护我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日政策重估及其影响

美国开始对亚太安全形势和日本作用重新评估,要求重视和加强美日同盟。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可能使美日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方向发展,以换取日本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持与合作。这是近年来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战略的一部分,美日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这对今后美日关系和亚太安全形势的走向会产生影响,但不会改变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亚太政策中的对日关系

从苏日关系到俄日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直到１９５６年,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北方领土问题始终是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障碍。早在１９４４年２月,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还在紧张进行之时,苏...     

中、日、韩企业环境经营比较分析——以问卷调查为基础

环境合作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重要领域。随着地球环境问题重要性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的环境经营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对中、日、韩企业环境经营意识和实施状况的比较分析,明确存在的共性与差距,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加强环境经营合作的基础和必要性。在政府间多边和双边环境合作的推动下,中、日、韩3国企业在环境经营上的合作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缺陷及中美日南海海权博弈对策比较分析

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重大缺陷,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的视角看,都存在不公平性。南海争端的核心是领土主权争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适用于主权和领土争议,因此也就不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处理。菲律宾对中国提出南海仲裁案的背后推手是美日等国。基于现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缺陷,为了解决南海争端,中国采取外交谈判优先的战略,美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外采取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海洋威慑战略,日本则实行国际干预架构下的海洋同盟战略。采取上述不同战略的根本实质在于中美日三国围绕南海展开的海权博弈。中国应倡导南海海洋治理的两个创新性理念:以法治海、以海治海。     

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

中日两国由于受社会本位、整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东方伦理的影响,两国都具有爱国心教育的历史和传统。但是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还是有其各自民族的特色和差异。例如,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不同;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由远至近与由近至远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国的爱国教育与民族危机的关系的差异,即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既与振兴民族、富国强兵思想相关联,另一方面更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往往是与救亡图存、摆脱被侵略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