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政治动员探析

政治动员是国家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的重要手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果断采取行动,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高精准的动员命令、总体性的决策部署、全方位的能力保障和全社会的应急响应展现出中国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为赢得疫情防控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也集中暴露了我国在政治动员中存在的一些短板。我们需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加强政治动员的统一领导,加强应急管理的政策协调,加强次生灾害的有效治理,加强政治动员的法治保障,以更好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纪念建党90周年

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相比,建国后三十年政治形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在治理方式上主要体现为政治动员、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形态上产生的全能政治和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革命的政治。这三种政治形态从不同的维度折射出了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表现出一种相辅相成、互相契合的内在关联性。客观而言,这种政治形态一方面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只有了解了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才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     

中国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过程和趋势分析

网络政治动员就是政治主体在网络虚拟空间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有意识地诱发意见倾向、调动政治能量,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的行为过程。我国网络政治动员在短短二十年内经历了从萌芽到勃兴、再到成熟壮大的飞跃式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以我国网络政治动员兴起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为界,可将其划分为萌芽、加速发展、普遍化和常态化发展三个阶段。在可预见的将来,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仍将持续,其能量还会进一步增强,只是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各方主体的成长和成熟,网络政治动员中的博弈将会更加复杂和微妙。     

动员与整合:群众路线实践的政治过程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统一,是被经验证明正确的党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互动过程即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两个层面。政治动员是群众路线实践的政治基础,政治整合是群众路实践的政治目标,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过程共同推动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实践。为推动群众路线实践的丰富发展,关键在于群众路线中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在党的执政水平、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实践的路径拓宽和道德规范及意识形态的构建这些方面应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列宁政治动员思想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读《怎么办?》等11篇札记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动员理论。列宁在《怎么办?》等11篇经典著作中提出,要将革命主题和政治工作主题辩证统一起来,高度重视政治动员问题;将党性原则和政治原则辩证统一起来,明确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最终目标;将主客体自身差异性和动员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注重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实效性;将主体能动性和动员规律性辩证统一起来,注重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科学性。列宁的政治动员思想,对我们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我国社会阶层变动与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工作带来重大挑战。面对变化了的政治动员客体，新时期党的政治动员工作一方面应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通过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来开展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应该合理构建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动员机制，以此获取各阶层民众的支持、认同和参与。     

建国初妇女解放视阈下的政治认同浅析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婚姻家庭层面的解放,使得这一群体对现行的政治模式产生高度认同,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和程度构成此时期完成政治认同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皇娟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公共危机呈现频发的态势。危机状态下，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整合和调动各种资源，政治动员是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工具。针对突发性灾害，中国以开放式政治动员为主、内控式政治动员为辅进行动员；     

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一些资料

越来越多的政府、团体和个人，已经利用互联网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动员，从事政治活动。有人称之为“互联网政治革命”。     

德国全能银行参与公司融资与治理研究

全能银行制度是德国企业融资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特色,全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直接持股、担任监事、代理投票等四大途径充分介入到企业的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由此形成简单而有效的企业融资模式。因此,研究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制度以及金融体系改革无疑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的议程分析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为防治校园霸凌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文本,是我国在治理校园霸凌道路上迈出的跨越式步伐。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对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议程过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进行梳理,分析政策之窗的开启以及三流交汇,以此解释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出台的政策过程。同时就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经验进行讨论和总结,指出在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中,抓住焦点事件引起舆论热潮、吸引核心决策者关注、渐进决策、有效的制度性利益反映渠道都加速推动了校园霸凌问题走进政府视线以使其纳入政策议程,最终促成了校园霸凌治理政策的出台。     

基层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逻辑：基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历史特殊性、情境复杂性和经验多元性，其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领域”、集权简约治理与内生经纪型的治理逻辑，集体化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总体性支配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治理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党建引领与耦合互动的治理逻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行政吸纳—依附式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嵌入式委托代理关系、多层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多层次—情境嵌入性委托代理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困境。     

行政任务视角下的府际关系法治化：以对口支援为例

对口支援涉及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受援地政府三方主体，是我国大国治理中旨在缓解“规模问题”引发的“规模焦虑”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政府活动。在政治动员机制、行政发包机制、政治锦标赛机制、馈赠机制等内部管理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对口支援已经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成效。然而，支援方政府在承担多元行政任务的背景下，向受援地的援助中享有决策裁量权，在行使其塑造自由中可能出现瑕疵。有必要从府际关系法治化的角度，对支援方政府的裁量权加以导控，进而实现对口支援制度的良性发展。     

“支部进企”的政治逻辑

支部进企作为执政党的一项专项治理运动,其首先要件是政治动员,以调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党建资源,作为支部进企的前提和准备。在支部进企的政治动员实践操作中,地方基层党组织及其辖区企业主通常成为较直接的重要动员对象。支部进企在基层实践操作过程中被引入不同的工作策略,如文件制度、关系网络、单位再造等。与刚性的文件制度策略和柔性的关系网络策略不同,单位再造策略是地方基层党组织将刚性的文件制度柔性地运用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从而顺利达到支部进企的目标。而支部进企要在整个社会得以扩展,则需要政治运动扩大过程中常用的工作技术即典型生产。支部进企工作通过典型生产的内部与外部双向扩展,使整个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建工作逐渐打开局面,走向繁荣。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面临着大众文化的语境,这不仅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化"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社会政治动员的程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度.我们必须探索有效途径,及时化解这种困境.     

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视野下建国以来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什么是国家治理,如何做好国家治理"新的时代命题进行了大量探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广大农村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历史表明,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中的"回归",彰显了农村社会与国家基层治理行为的深刻互动关系。纵观农村积极分子命运变迁的历史轨迹,只有在党真正落实"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统一,真正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创新党的社会工作机制

党的社会工作体系是以党的政治决策、政治动员、政治调控、政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面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党组织必须着力探索新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重新设计符合社会工作要求的群众工作理念、目标、体制和机制，构建一支社会工作干部队伍。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尤其需要创建与之相适应的党的社会工作体系。     

社会治理视角下消防治理的特质与困境突破

消防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行为,具有天然的预防不足的特质。长期以来消防治理奉行的是一种政府全能主义的管制模式,普遍存在主体意识淡薄、治理方式不规范、宣传教育效果不好、人文精神缺失等问题,致使消防治理的效能受限。必须在准确把握消防治理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职能、转变目标、优化方式、完善政策、扩展主体,在社会治理思维下加强消防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