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 ,学界对处分原则一直存在着误识。这些误识源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国家干预理论和传统的审判理念。对处分原则的误识导致了我们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处分权行使限制的扩大化。从民事诉讼的特性和民事纠纷的性质来看 ,这些限制都是不妥当的。本文认为 ,应当重新认识处分原则 ,真正理解和贯彻处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律。     

德国、法国与我国民事诉讼处分辩论原则之比较

本文着眼于德国、法国民事诉讼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职权主义上的某种渊源性 ,分别对它们之间的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的内容及改革进行了介绍 ,并作制度和背景上的比较 ,力图以德、法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的精要弥补我国处分、辩论原则的不完善之处。     

论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处分原则,但对当事人处分权进行种种限制,甚至作出了违背处分原则的法律规定,致使处分原则一直未能体现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立法缺陷明显。为真正确立处分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法院审理和判决范围受当事人处分权约束,并确立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规定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当事人充分正当行使处分权。     

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

如何正确处理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应然关系 ,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二者关系的错位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 ,本文就处分原则与起诉、裁判对象的确定、诉讼上的舍弃与认诺、撤诉等相关程序制度的整合问题作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新解处分原则中的“处分”

德、日等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中的“处分”与民事实体法上的“处分”一脉相连,主要围绕诉讼标的展开且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与之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却将处分原则中的“处分”简单理解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的自由”,将“处分”混同于一般权利的“处置”,结果直接诱发了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泛化与非约束性。有鉴于此,我国有必要还原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本意,将其与实体法上的“处分”联系起来,界定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特定诉讼权利以实现在诉讼中主张、变更或抛弃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     

论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只有遵循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才能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检察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应该具有相互的平衡制约关系，具体包括：当事人处分权对检察权的合理限制关系，检察权对于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监督关系，以及检察权对于实现当事人处分权的保障关系等三个方面。     

论法定原则在高校处分违纪学生的适用

学校处分违纪学生必须依照法律规范,符合法治精神,遵循法定原则,即处分设定法定、主体法定、依据法定和程序法定。     

论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一个宪法原则,不宜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应当更名为平等原则,以便完整、准确体现这一原则的涵义。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只是平等原则的内容之一,不能作为独立的基本原则。论述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立法定位、确立根据和完整内涵,并对这一原则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处分原则之理论依据新论

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处分原则的依据是私法自治原则。而我国大陆诉讼法学界对于处分原则理论依据的阐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逐渐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以及国家干预私法的理论演变为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并趋向回归到私法自治原则。但实际上从法学的多维视角观察,处分原则的依据绝不仅限于私法自治原则。法理法学上的权利主体理论、自然法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宪法学上的宪政原理、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理论,民事实体法上的公私法划分与契约自由理论以及民事程序法自身的诉讼目的、诉讼价值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等均为确立处分原则的理论依据。     

处分原则的限制及其路径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处分原则在我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产生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处理好处分原则的限制问题。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基于公益的原因对处分原则进行限制,并将限制情形明确限定在特定案件、特别事项与特殊程序上,受到限制的诉讼权利主要是舍弃权、认诺权与和解权,有时还包括起诉权。相比而言,我国处分原则的限制事由过于笼统,限制对象几乎扩大至所有权利,结果导致限制的扩大化。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我国应当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般限制原则",并针对特定案件、程序、事项与诉讼权利设计"特殊限制规则",走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互衔接、彼此支撑的限制路径。     

论民事执行中的刑罚适用问题

执行难是民事执行中的一大顽疾,它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对妨害执行行为的放纵和制裁的软弱,尤其是对民事执行中刑罚适用的大打"折扣"乃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这存在着理念上的误区也有立法技术上的原因,在立法上将其错误定位于"妨害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中,混淆了刑罚适用与强制措施的性质;另因适用程序的简单化定位更加使刑罚适用难为.虽"债务人人身"不能作为执行对象,但对其予以制裁尤其是施以刑罚制裁,配合目前建立诚信体制解决执行难应是必为之举措.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了具体构想旨在抛砖引玉.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适用可分为固化连接点和动态连接点,这二者将法律所有连接点的指向全部包括,因而在该法中的地位高屋建瓴或指称基本原则地位。在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该法中的地位后,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文时,需要自由裁量的,应依照最密切联系度的递减进行选择,而非法院地方便主义。     

论非监禁刑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以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向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监禁刑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刑罚措施,也是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身有显著益处的刑罚措施.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行刑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我国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非监禁刑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国内外现状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的立法、执法等现状,提出了构建非监禁刑体系的设想.     

我国刑法中保护原则的理解、适用与立法完善——《刑法》第8条的法理解释

“保护原则”是一种决定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范围的标准 ,分别源于 1 9世纪德国的“国家保护主义” ,在现代国际法中是国家自卫权的体现 ;在国家管辖权意义上 ,既不能将港、澳、台地区居民视为“外国人” ,也不能将港、澳、台地区视为我国“领域外” ;根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例 ,我国刑法对我国领域外我国国家和公民根本利益的保护力度还有大力加强的空间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系统论

系统科学理论的核心是它的方法论。对个别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专项分析模式虽有必要 ,但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综合化、整体化、体系化的研究思维趋势。本文运用科学的系统论 ,从价值构成原则系统的要素、原则系统的稳定性与模糊性以及原则系统的位阶结构等方面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研究进行初次理论尝试 ,并作出不同于传统法律语境的“另类”诠释 ,以阐明建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刑罚的成本

刑罚成本是国家创制和运行刑罚所支付的一定费用和代价,它包括刑罚的经济成本和刑罚的社会成本。刑罚的经济成本包括刑罚的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错误成本和机会成本。刑罚的社会成本包括刑罚对犯罪人及其家属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刑罚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刑罚成本受多种因素影响,控制刑罚成本应从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着手。     

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立法矫治

从规范的角度考查,我国刑法对死刑采取了总则原则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然而,刑法分则在为具体个罪配置死刑中却存在严重的立法精神分离、偏离总则任意配置的问题.抑制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趋势,必须以恢复刑法精神的契合为切入,确保立法精神在总、分则的贯通,为死刑配置确定科学的适用基准,以此实现立法矫治的目标.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死刑案件的再审

再审制度是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出现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其例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障人权。若从再审以人权保障为主旨角度审视,我国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为主要依据的死刑案件再审,在死刑犯提起再审的时间保证、启动再审的主体以及再审的审判管辖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制度缺陷,需要进行改造。改造的主要思路是建立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死刑案件再审制度。     

管辖恒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确定案件管辖原则上以起诉时为准,起诉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因确定管辖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影响其管辖权,此所谓管辖权恒定原则。但是,在人民法院认定其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则缺乏管辖权恒定原则的适用前提。此时,如果在后续程序中出现可能使得该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新事实的,则应该根据新事实确定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