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评论转基因水稻事件

2013年7月,61名院士联名上书农业部,在联名信中,61名院士们针对转基因水稻的问题,严厉指责了农业部的不作为行为,被称之为告御状。而近日,61名院士联名上书农业部的事情又被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外界,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柏林的两种自由论为基础,对转基因水稻事件进行了浅论。     

论伯林的自由观——从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深刻剖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自由观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伯林认为消极自由观是“机会”、“能够”、“可能性”取向的自由观,以区别于“必须”、“应该”取向的积极自由观。但伯林的剔除了自主概念的消极自由观也蕴含了内在的危机。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读伯林之《两种自由的概念》

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之所在。伯林对自由概念的二分法,即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理论构架,成为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复兴的代表之作。围绕这一划分,在学界展开了不断的论证与发展。本文旨在解读伯林对自由的概念定义,对两种观念上的自由的划分,以进一步了解伯林的自由概念二分法及其价值观。     

密尔混淆了什么?——密尔、柏林的自由观辨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从探讨社会权威所能施加于个人的限度出发,阐明了自己的自由观。但柏林则通过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指出密尔自由观的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对这种自由的坚持和保有个人不受干涉的自由是不相容的,认为密尔实际上混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概念。笔者对柏林的这种看法持保留意见,密尔对自由这两方面的共同强调事实上反映了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对民主理念兴起的警惕,和包容民主价值的尝试。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论

在当代社会的法律和政治话语中,“自由”已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但其内涵和外延仍然较为模糊,甚至一切非“自由”的或反“自由”的也成为了“自由”的。应在现代性的情景下重新审视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     

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的逻辑

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的内在逻辑是:将批判封建专制、呼唤资本主义作为目的,将假设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作为起点,将自然状态的自由和社会状态的自由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两个必经阶段,将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作为目标,从而强烈地体现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开辟新世界的心声。     

个人意识基础上的自由观——对萨特自由观的解读

自由问题一直是萨特哲学的中心问题。早期是西方张扬人的个性的纯粹的绝对自由。后期,从实践方面看来,由于自由往往与选择行动责任紧密联系,舍此无彼,所以人的自由又是具体的、处境的、牵涉的、相对的。而萨特的自由观从整体上来看,他的出发点还是个人的存在,这种把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结合的立场,就是萨特个人意识基础的自由观的归宿。     

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

当前美国学者对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讨论充满分歧。借鉴德国的基本权利类型化理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是关于"本权请求权"而非"权利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类型化方法"。"消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尊重与容忍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给付或作为的权利"。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与财政支出等情况来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但是政府的"积极义务"可能意味着某项"职权",并非当然对应着某项"积极权利"。     

佩迪特“无支配”自由观的演变及其共和主义国家观的挑战

引言 政治学理论前沿潮流当中，共和主义的复兴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支。尤其是以斯金纳与佩迪特为代表的“新罗马派”的影响最为重大。与早期的共和主义者不同，他们直接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的理解提出了挑战，不论是早期斯金纳倡导的对“消极自由的新理解”还是早期佩迪特的“弹性无干涉”都试图在后伯林的时代超越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     

自由与权力：如何超越零和博弈?——《权利的成本》读后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和宪法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已由毕竞悦女士精心译成中文,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首版以来,数次重印,是一本深受欢迎的学术作品。在这本不厚但颇为耐读的书中,两位     

行政自由裁量的“自由”与“不自由”

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为有识之士所担忧,但迅速发展的社会要求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种裁量的自由是法律控制下的自由,超出法律界限的自由将不复自由因此,为保证法律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初衷,自由权力的行使应受到权力和权利的制约.     

必然、实践与时间——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的实践性阐明人的自由,认为自由是人的主体性的最充分体现。自由与必然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人在不断地认识、利用必然性的过程中实现自由,同时又会进一步受必然性的制约,但总的说来,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一矛盾过程中不断扩大。在对人的自由的种种限制中,历史必然性的约束最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考察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后,发现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自由在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以赛亚·伯林自由观的悖论:在多元与一元之间

以赛亚·伯林依据价值多元论而主张消极自由,在其文本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等级序列——第一等级序列和第二等级序列——的消极自由。这种对消极自由的区分,可以解释柏林自由观的悖论,即对立基于价值多元论的消极自由的推演最终导向了消极自由价值的一元主义。这一悖论反映出伯林自由观的价值多元论与消极自由主张之间的张力。自由一元主义的结局表明伯林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心态,而试图将自由作为一种普世化规则的结果,必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迫自由"。     

从以道德立论的自由到以利益立论的自由——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初探

卢梭和马克思都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简要介绍,阐明卢梭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卢梭和马克思都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和积极自由予以了关注,但他们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和自由、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却存在差异。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制度是在反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客观规律,较好地协调了认识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和最大限度发现案件真实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使得法官拥有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同时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法官的心证自由又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需要通过种种限制性措施对其加以规制。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先知——严复自由观的法理解读

严复认为,自由是“生人所不可不由之公理”,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他将自由意译为“群己权界”,其要义不仅在确认个人之间私权的边界,而重在区分公域与私域、国家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之间的权界,强调“小己自由”权利高于国家权力,非他人和治国者所可过问。他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主张“己轻国重”,将个人自由作为服务国家目的的手段;而是区分了两种国家(对内的统治主体和对外的国际法的主体)和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和个人私域的自由),主张在对外面临异族侵略时要以“国群自由”为重;而对内则要反抗专制的国家暴力统治,力争“小己自由”,总体上主张自由为本,“人人皆有行己之自由”。所以严复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以儒家伦理和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兼顾“国群”。他提出的“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的重要意义。     

制度安排与社会空间极化——现行公共住房政策透视

自从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以来,以居住分异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共住房政策由于目标定位的偏差,在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安排中选择了"孤岛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的空间模式,对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极化发挥了"同向强化效应",加剧和强化了社会空间极化.经济适用房居住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贫民区化"或"类贫民区化"的趋势.因此,应将抑制社会空间极化、促进社会融合作为公共住房政策的重要目标,并切实从以下三条途径达此目标:采取"社区混合居住"的适度混居模式,注重居住与就业的平衡,注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城市空间的公平配置.     

公共空间应用人脸识别的法理逻辑与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下,为应对空前激发的安全保障诉求,公共空间开始普及人脸识别应用,产生了个人身份建构权侵犯等风险。公共安全保障不得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人脸识别在公共空间的大规模运用应以公共安全保障与个人身份保护并重作为价值目标,体现从个人信息有序共享向个人身份保护的理念转换。为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身份保护,应构建法律、技术、伦理三位一体的系统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我国应强化公共场所管控者的守门人义务,明确开发者基于信息身份保护的设计义务,同时培育公众的数字理性素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并举思想，是“法治”与“德治”辩证法的科学总结；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它不是简单的施政策略，而是新时期治理国家的伟大方略，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