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

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使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要探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为，必须从他在特殊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政治家品格中寻求答案。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一、按照毛泽东起初的思路,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把军队包括进去,也要整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先念在“文革”中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10年的非常岁月。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造反派炮轰李先念,周恩来为他解围1966年,当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抱着这样的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     

陈云与“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仍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其间还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他虽然一直被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名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没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陈云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史料保存和披露较少,再加上陈云在世时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他的秘书们回忆说:“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因此,陈云的这些事迹还不被人们完全知晓。     

王震的特殊“求职信”

王震是一代元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经历过两次长征和两次大垦荒，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震以特殊的方式伸手“要官”，同样充满传奇的色彩。     

编写“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纪事体会点滴

编写“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纪事体会点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党史办公室在编写“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系统大事纪事的过程中，我们在材料的取舍、来源、条目的多少，以及如何反映毛泽东主席和干部群众，如何看待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的建设成就等方面积累了一些体会，概...     

和许司令聊天

往事如烟，一晃41年过去了，曾和开国上将许世友聊天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7年盛夏，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非常岁月，“打倒许大马棒”、“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贴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录——十年“文革”中的十次抗争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争，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这种抗争，比较公开和集中的就有十次。第一次抗争是拟定和下发《二月提纲》。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这次抗争，本来试图对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凶的批判运动加以限制，但其结果却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１９６５年底掀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是由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背着中央政…     

“鸡司令”

“鸡司令”名叫高效森,是龙口市新嘉街道办事处于高村党支部书记、村良种蛋鸡繁育公司经理。1987年秋,村里要办养鸡场,没有“领头的”,乡亲们找到了在镇建筑公司工作的高效森。高效森太了解自己的村子了:穷,因为只借不还,银行给村里“封了口”。村子在一年里曾换过四位支书。这样一个烂摊子,怎么办鸡场?但是高效森太爱自己的乡亲了,23年前,13岁的他患了一场大病,生命垂危,是乡亲们凑了150元医疗费,挽救了他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得失

“文化大直命”十位，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拟”文革”同“文革”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建设的符合实际的基本估计。《决议》告诉我们：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打乱了我国国民经…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第一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不仅没有被拉出去批斗，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而且还出席了“文革”期问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者陧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67年4月更是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和他同时增补的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人，粟裕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

笔者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诠释“文化大革命”的辞条.这两个辞条及一些著述中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是十大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这也是学术界这些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致划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导弹司令杨业功的“决不失守”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杨业功填写的这首《公仆铭》，不仅是他为官的心得，更是他为人的真实写照。     

秦化龙：“文革”中备受周恩来关注的将军

1967年春夏，“秦化龙问题”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王府井大街、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贴满了有关秦化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有打倒他的，有拥护他的，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当时，正是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时期，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多数群众茫然、迷惑：秦化龙何许人也？他的问题为何闹得满城风雨？声势和规模何以如此之大？大家更没有想到的是，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们党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哪些有益的教训呢?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和科学的总结。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和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影响的总爆发。它所具有的复杂性,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怎样看待“文革”中陈永贵的两件事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人们有不同看法,就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关于参与“夺权”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永贵参与了山西“1.12夺权”和昔阳的“2.11夺权”活动,并且多次在昔阳县组织批斗过省、地、县许多老干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的事实。而且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总体上讲,他是紧跟形势,紧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