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城市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专题调查为基础,阐述了南京建立和健全城市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基本情况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于城市“蚁族”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蚁族"是指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条件差、就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大。"蚁族"现象的形成是由当前高等教育体制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就业观念偏颇,相关法律缺失以及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改善城市"蚁族"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教育思想,改革教育体制;畅通就业信息,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二三线城市就业;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回地方就业创业,等等。     

关于“创”与“争”的哲学思考

创是推动进步之必然;要以“创”促“争”;创先争优要立足于实际：创先要以员工满意为主旨;基层党组织要为党员搭建争当先锋的平台;党员要努力争优秀、当模范。     

关于提升南京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频发呼唤应急管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应急管理取决于能力建设,这就使得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调研,对南京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也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稳定的大局。当前,通过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的制度设计,探索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长。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速度滞后,实力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如何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村级收入,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成都市提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鼎立之城＂的发展目标。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成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做法,研讨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及对策思路。     

关于成都市“198”区域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198＂区域作为我们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重要战略功能区,是我们市重要的生态功能带,同时也是我们市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的宝贵区域。但目前该区域在产业发展上仍存在功能单一化、产业同质化、开发无序化、产业低端化等一系列问题,下一步必须加快完善区域规划体系、健全区域管理体制、探索区域开发机制、实施区域品牌战略、完善区域配套服务。     

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机制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体制创新”的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立和综合利用一套健全的社会机制,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乖谐有序地发展,构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     

关于构建命案侦查机制的思考

构建命案侦查机制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是坚持刑事侦查专业化发展方向的有效前提。命案侦查机制包括: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整体联动协作机制,优先保障机制以及法律约束机制等内容。而领导重视亲自参与,科学奖惩激励机制的建立以及刑警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是现代社会命案侦查机制建立的有力保障。     

关于构建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的思考

中国已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步伐 ,金融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我国银行业必须认清形势 ,分析、探索防范信贷风险的对策 ,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以欧盟法院为例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日趋成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例制度。由于先例制度的存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因此有可能独立于成员方创设的规则自成体系。同时,成员方也有援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先例的意愿,从而使得它的造法得以持续。欧盟法院的造法展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成熟形态,也说明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面向重点项目布局的城市开发板块融合发展:以西安市为例

开发区经济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经济建设的重要路径。在城市板块融合的背景之下,西安市经济功能区可划分为:高新技术功能区、先进制造功能区、物流金融功能区、文化旅游功能区及现代服务功能区。这五个功能区布局管理的核心环节在于政商沟通、项目质量评估、省级协调、市级协调及利益补偿。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以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为例

中国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政府责任缺失的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作为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决策者的地方政府就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实施行政行为,从而出现政府责任缺失。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制度约束的规范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分析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     

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性路径——以上海“社区自治家园”建设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区大多缺乏团结、合作、自主、信任的公共精神,不利于社区自治的展开。在我国的社区改革语境下,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建构的属性,即外在机制影响着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发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部分,公共精神的建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存在差异性。本文针对上海三个社区案例的研究,比较五个因素在建构实践中的作用机制与地位:政府主导与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常量因素,而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和精英作用等,在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过程中则扮演着关键变量的角色。这些常量与变量的结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效果: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建立在政府后台支持的基础之上;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可以转化的,核心是如何引导;精英作用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是非排他的,社区公共精神的缔造离不开居民的普遍参与。     

创意警务的兴起和发展：以苏州为例

苏州市公安局从创意产业效应中得到启发,将其吸收消化并成功嫁接到警务运动,在全国公安机关范围内率先倡导＂创意警务＂。创意警务是对警务在新的认知基础上的改进和警务质量新的提升,警务测评体系的优化和改进以及警务质量管理和作风效能建设是创意警务的重点方面。同时,应注重创意警务的生态建设,把握创意警务发展的关键要素,建立科学完善的创意警务评价标准。     

基于创意产业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

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它创造价值的巨大能力引起了全球经济对创意产业的无限关注,已成为一个城市未来竞争的制胜法宝。目前的文献资料多是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仅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中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基于创意产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评价体系研究,最终得出以创意产业为二级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     

治安防范与紧急应对统合管理机制初探——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为例

目前治安防范与紧急应对工作存在着衔接配合不紧密、互补转换不到位的问题,统合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影响警务协同,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主要原因是专业队伍划分过多过细,造成统合难度和成本的加大,以及专业技术力量过于集中,造成基层实战一线专业技术能力薄弱。义乌市公安机关在此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加强了以派出所为主体的综合性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好统合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城市化：一个表里不一的困境——以江苏为样本的解析

迄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存在着与城乡协调发展之间经济效应缺失问题。所以如此，源之于政府和农民的理性选择。在政府和农民的选择行为背后，是现行的制度约束。因此，要实现城市化进步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兼得，只能有待于相关制度发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