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事诉讼依法裁判辨析

对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是否依法裁判争论较大,通过数据统计难以得出依法裁判的结论,对此应该辩证认识。古代中国表面上未能体现依法裁判既有当代人的理解问题,还受到立法因素、司法制度、结案方式、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并未影响依法裁判的大格局。在当代中国,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一致的同时,不能因法律变通影响规则的确定性,应理顺民俗习惯与司法的关系。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技术事实查明的完善

在一些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存在许多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事实,法官凭借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将难以认定。通常情况下,法官需要通过技术鉴定、专家陪审、技术咨询等方式查明技术事实。这些查明技术事实的具体方式和相关规定均因制度不尽完善或与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的契合度不高而存在缺陷。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完善技术事实的查明机制有助于准确、有效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使知识产权司法跟上科技时代的步伐。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     

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盗窃罪的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之外,还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超过的主观要件,不仅有着与其他财产犯罪相区分的机能,而且有着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其基本含义是意图以所有者的地位永久性地支配、利用他人的财物。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应采用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推定方式确定,除此之外,还应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使用盗窃"、"毁坏目的"的区别中辨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法院裁判的实证分析

银行卡盗刷纠纷是近年来司法实务的热点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关实体法律规范,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在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认识和做法大相径庭。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民诉法解释》规定为依据,区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在双方诉讼当事人充分举证的情况下,结合银行卡自身的特点以及具体案件情况,在诉讼当事人之间确定责任承担。     

结构主义视域下的民事裁判过程

民事裁判不仅是争议得到合理解决的方式,也是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角力的结果。民事裁判不仅可以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还为我行我素的个体行为提供了可视可范的价值指引。如果仅仅从司法单一空间探讨民事裁判,很难把握民事裁判在社会中的全貌。文章站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上,将民事裁判放置于社会结构框架内,解析民事裁判从法律缺位到法律融合、再发展至完善的历程,以此探析民事裁判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的探析

在具体运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中，往往会碰到许多实际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基本问题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予以明文规定的构成要素,由此,该主观要素成为需要予以明确证明的主观违法要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沿袭以往对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就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是构成犯罪的两个相互并列且缺一不可的必要要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实际上是一种事实推定,应当避免落入客观归责的窠臼,允许提出反证。     

程序法事实的三维度分析——新的证明对象、裁判对象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

程序法事实可分为两类四种。随着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第一次出现了程序性裁判机制;程序性裁判的初步确立,也因此使程序法事实证明3第一次能够在实然状态下被运用;而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因程序性裁判和程序法事实证明的出现而出现。今日之程序法事实于中国刑事诉讼而言,同时但当着三个重要的角色——新的裁判对象、新的证明对象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因此,从程序性裁判、程序法事实证明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法事项裁判)法律关系三个维度对程序法事实进行分析和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宪政意义上的民事诉权

以宪政理论及其正当程序理念为基础考察和解释民事诉权的内涵,既是对传统诉权理论的一种反动,也是对＂新诉权理论＂的一种借鉴。这种解释有助于营造出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和谐与统一,从而科学合理地设计民事诉讼体制。     

诉讼模式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存在明显的不足,即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注重国家公权力干预,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2007年,对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再审制度的职权主义色彩依旧。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面临观念变革和制度更新。民事再审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的民事裁判,但是,纠错一要遵循诉讼规律;二要进行价值权衡。在制度上,要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改造我国再审制度,打造再审之诉。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只有依赖于证据才能予以查证,而不能采取自由心证.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逐渐被运用于审判实践,增强了审判工作的科学性.     

论欧盟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

在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中,以国际民事程序法的统一成效最为显著。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布鲁塞尔条例Ⅰ》(重订本)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扩大了承认判决的范围,废除了执行许可审查程序,并增加了被申请执行人的异议权,奠定了其在欧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欧盟议会与理事会在民商事领域先后制定的其他条例,沿袭了《布鲁塞尔条例Ⅰ》(重订本)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从而形成了以自动承认为原则、拒绝承认与执行为例外的一般特征,进一步推动了欧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一体化进程。     

一般系统论视角下民事诉讼系统特征

从一般系统论的视角看,民事诉讼是社会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符合系统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动态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等多方面特征。民事诉讼系统论启示我们应遵从系统规律,按系统方法来认识和改造我国的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引发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法院的职权取证、证人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一些成熟的、司法实践中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学说和制度,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民事诉讼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比较——基于意思表示理论

民事诉讼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因是否基于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在特性、成立要件、生效要件以及法律控制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尤其是意思表示理论在民事诉讼行为上的适用,值得人们思索。     

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已成为司法的一大症结,理论界和各级司法部门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原因,从司法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审判过程中忽视了财产保全、法律文书瑕疵和违法的执行异议造成。从当事人层面上分析主要是不申请执行、债务人逃避债务和被执行人死亡等原因。解决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要建立诉讼执行保障基金制度,确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建立国家民事诉讼强制执行法。     

论我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既判力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理,具有维护法治国家的安定、保障法院确定判决的权威的重大意义。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终局判决确定后,当事人及法院均受此判决内容的拘束,判决所具有的这种拘束力称为既判力。然而由于既判力理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极其简单,关于既判力的理论也不够完善,导致了在我国民事诉讼及其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无视既判力而重复起诉、法官对既判力不尊重以及由此造成的诉讼迟延、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等现象。本文剖析了我国民事确定判决既判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禁止重复起诉原则、确立充分诚实信用原则、对再审程序作必要的改革,以及提高诉讼程序效益性、加强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等建议。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境侵权诉讼不断增加,司法机关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诉讼。但由于我国环境权救济机制和公益诉讼相关立法的不完善和不协调,导致实践中大量牵涉环境民事公益的案件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立法与现实的冲突,使得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迫在眉睫。本文旨在从必要性、可行性、制度设计等方面论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具体建构,以期能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法治进程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