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司法考试考生的来信

读者来信： 我是一名准备参加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的考生，有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想请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否包括县处级以上行政机关？另外，行政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是否可以因‘‘管辖权的转移”而打破，即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可否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探析重大复杂行政案件的定性与管辖

探析重大复杂行政案件的定性与管辖杨惠基哪些行政案件属于重大的、复杂的行政案件？谁来确定这类案件？通过什么途径来确定？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构成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的因素所谓重大、复杂行政案件，是相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般性、较为简单的行政案件而...     

改革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级制度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办案质量,减少错案,减少再审案件的数量,确保被告人的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贯彻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障人权的精神,对整个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进行改革。一、改革一审程序众所周知,我国法院分为四级,即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改革一审程序主要是调整各级法院对一审案件的管辖。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四级法院都可以管辖第一审刑事案件,而笔者认为,第一审刑事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     

浅议自诉案件的管辖

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中,刑事自诉案件占有一定比重,且管辖争议多、审理难度大,同时也是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中的一个难点。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自诉案件的规定比较简单,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自诉案件的立案、管辖问题容易产生不同认识,客观上造成人民     

改革管辖制度,实现公正审判——对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改革的思考

由于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在现行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下,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受行政干预太大,很难实现公正的审判。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利用既有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案件的管辖进行改革,来达到异地管辖和管辖级别提升的目的,使法院能独立公正的审理行政案件。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模式初探:理论定位与实践选择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经过个别法院的实践探索,已作为改革经验在全国进行试点,并进入立法机关的视野,作为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中管辖最初的模式是地域集中,即在一个中级法院范围内,选定若干个基层法院作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随着试点的扩展,又出现了案件类型集中模式,即按照案件类型确定管辖法院,将同类行政案件集中到相应法院审理。从两种集中管辖模式的运行情况来看,每一种模式都有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行集中管辖,通过将案件集中到异地审理,减少了当地的干预,增强了审判的独立性,案件的质量得以提升;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节约了司法成本。另一方面,两种类型的集中管辖对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均产生不利影响,诉讼的便利性下降,诉讼成本增加。本文通过比较分析集中管辖两种模式的成效和问题,对集中管辖模式的选择和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

日本于明治时代便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诉讼制度。这个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审理行政案件的裁判权从性质上不属于司法权,而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这种性质是由日本明治宪法所确定的。它决定了行政争议案件的审理、裁判既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也不是由属于司法系统的专门法院来管辖,而是由属于行政系统的行政法院来管辖。明治时期的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就是当时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1948年日本制订了《行政案件特例法》,尽管该法只有十二条,但已表明日本已经在新宪法下建立起了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案件特例法》颁布后的十五年里,对解决行政争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陷。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日本于1962年又制订了《行政案件诉讼法》,同时废除了《行政案件特例法》。     

我国审级制度之重构

我国应当按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改革目前的法院设置、职能配置以及级别管辖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审级制度，即按司法区设置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地区法院和简易法院等四级法院系统。简易法院设小额法庭，管辖小额请求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简易法院管辖轻微民事、刑事初审案件：地区法院管辖其余的初审案件以及来自简易法院的上诉案件：巡回上诉法院管辖来自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一般案件实行二审终审：但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案件和死刑案件可上诉至最高法院．实行三审终审，并建立适当的判例制度。同时改革与审级制度紧密关联的配套制度，如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予以保障；建立法官编制及法官遴选、保障、惩戒制度；改革法院内部的分工与管理；废除审判监督程序．改设再审之诉程序等等。     

跨行政区划法院行政案件审理机制问题研究——以上海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机制运行为视角

<正>跨行政区划法院与普通法院在行政案件的审理程序、审理机制上总体遵循相同原则,同时由于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类型的特定性,在审理机制上应有其特殊考量。在立案登记、案件管辖、简易程序、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司法公开、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等审理机制上应与跨区划法院的特殊性相适应。     

论监察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的管辖衔接——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为背景

从法律规定和办案实践看,监察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在案件管辖上的衔接主要涉及互涉案件管辖中的主办与协助、共有管辖权案件的分工与协商、移送案件在级别管辖中的对应与衔接.当一人涉嫌数罪,分别由监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管辖时,宜采以监察机关管辖为主,以分案管辖与主罪管辖为辅的原则;在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对某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两机关应加强沟通协商,原则上应优先考虑由检察机关管辖;当监察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宜由承办案件的监察机关移送同级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以"体内循环"的方式进行系统内的级别管辖调整,同时应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与审判机关协商,以确保级别管辖的顺畅衔接.     

军事民事司法管辖研究

军事民事司法管辖是指军事法院与非军事法院在受理民事案件上的权限分工。军事民事司法管辖权在法律规范上一直处于不明确的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军事法院审理部分民事案件后人们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拟对军事民事司法管辖的产生与发展、军事民事司法管辖的内容特点、军事民事司法管辖的合法性等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管辖选择权：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之一剂良方——基于行政诉讼中“官官相护”滋生“告状难”现象的分析

从行政诉讼原被告及法官三方力量博弈的角度看,受制于现行行政案件管辖制度,"当地法院管辖"、"法院裁定管辖"使得强势的行政权与次强势的司法权强强联合成为现实,进而导致弱势的原告"告状难"。司法权行使去当地化,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司法权行使去裁定化,杜绝司法权不当行使;赋予原告充分的案件管辖选择权,提升其对抗行政权、司法权的能力,促成三方力量平衡,是解决民告官"告状难"的一剂良方。     

行政案件跨区划集中管辖改革试点中的选择管辖

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改革试点中的选择管辖是部分地方人民法院探索创新的一种新型管辖制度,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规定。这种管辖制度赋予当事人在原管辖法院以及诸集中管辖法院之间选择起诉的权利。因其灵活性,选择管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被告所在地"管辖所带来的地方干预问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带来的诉讼成本增加、集中管辖法院案多人少、形成新的利益关系链条、"案结事了"目的难以实现、"行民"衔接不畅等问题,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关于改革试验的授权规定,应当成为将来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改革的优选方案。     

法定法官原则：我国管辖制度改革的新视角

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出现通过改变案件审理者而影响审判结果的现象,这与我国缺乏法定法官原则有关。法定法官原则要求法院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和审判法官,而不能在纠纷诉诸法院后自由裁量。我国管辖权制度改革也应当贯彻此原则,规范管辖权转移、明确级别管辖标准、禁止随意分配案件的审判法官。     

我国司法区划调整问题研究——以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为视角的分析

司法区划调整是指对司法层级、司法单位和司法区域等司法区划要素的调整,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实现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分离,确保司法权能得到独立公正地行使。跨越行政区划设置法院作为一种典型的司法区划调整方式,因具有改革上的可行性、前瞻性,以及纲举目张的功效,故而是"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首选方案。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2013年年初,中央部署了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工作。在2003年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更是把[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适应公正司法的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     

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制约因素与完善

在宪法与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相关文件高度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实践中却呈现出另一番局面。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的现象依然严重,审判者面临来自其他机关、上级法院、本院领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审判权独立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审理者裁判和裁判者负责。本文在厘清审判权独立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实践中影响审判权独立的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如何保障审理者裁判和裁判者负责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The importance of an industrial cour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bour statutes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Court of Nigeria’s (NICN) importance over the general cour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bour statutes. It compare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rovisions of labour statutes by the general courts in Nigeria (represented herein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Nigeria’s interpretation of same provision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ICN of same provisions. It argues that the NICN’s interpretation is more favourable to labour rights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courts. It makes use of the rule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Ronald Dworkin’s discussion on interpretation as a framework and adds to it by comparing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rovisions of labour statutes by the general courts with that of the NICN. It noted that the NICN’s interpretation was more purposive and promoted labour rights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courts. The Supreme Court cases used to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general courts were those decided befor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n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tters was conferred on the NICN in 2010. Presently, even though the general courts no more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interpret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tters the NICN’s interpretations continues to promote labour rights.     

日本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初探

日本法院分为四级简易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则用于确定国际管辖权问题都不是很恰当,判例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领域里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最高法院在1981年10月16日做出的判决是关于日本法院国际管辖权的指导性判决,它确立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一般标准,即“正义和合理”标准。管辖权的排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法院选择协议、仲裁协议以及主权和外交豁免。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创设了有关国际管辖权的一项规则,即“特殊情势主义”。对于外国的未决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择地行诉和禁诉命令制度,日本的立法或实践以及学者的观点富有特色。     

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rules applied by Australian courts to establish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e-commerc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jurisdictional principles employed by Australian courts in establishing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traditional settings and its extension to e-commerce cases. The Australian courts apply the court rules to exercise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defendant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rules relating to serving process within and outside Australia and jurisdiction based on the submission of the parties. The adequacies of principles like forum-non-conveniens, forum selection clauses which are vital in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quiry are analysed. The unique High Court decision in Dow Jones v. Gutnick is discussed and the approach followed by the court critically analysed to highlight the excessive exercise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Other cases concerning the internet are also discussed to highlight the approaches followed to establish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et and e-commerce cas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drawback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e-commerce 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