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贯彻遵守这条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端正党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须有前提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同志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有同志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还有在这两者中坚持一种意见并与他方商榷的。但是,中央的文件和各种会议精神,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工作报告,都没有这两种提法。前不久乔石同志指出,“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法制经济”,对此我们需要细心地理解。它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之前有“在一定意义上说”几字,表明了必须有这个前提。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

修改宪法是这届“两会”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近几个月我开始收集资料,特别对建国以来制宪修宪的情况查阅了一下,做了一些思考。现在我按时间次序,一部一部宪法来作介绍。第一部宪法我说的“第一部宪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惟一的。现在写关于宪法文章的人,通常都是把1954年制定的宪法作为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因为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它的确是第一部;也有人把《共同纲领》算作第一部宪法的,但是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合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学习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的思想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思想的一个创举,对于在新时期正确处理政党与法律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的至高权威。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说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依法治国首先要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而宪法是这个法律体系的统帅和核心，是国家立法的基础和依据；依法治国的实质在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法治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首先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时代性与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预示着法治时代的到来。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写入宪法为标志 ,从党的领导方式上说 ,开始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提出 ,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试论我国社会的公民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民主法制意识的重要内容,在宪法学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宪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没有公民权利意识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有现代法制。因此,提高公民权利意识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一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即：除了国籍的限定外,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公民,不论财产、出身、职业、信仰、文化程度等等一切差别,当然也没有“阶级烙印”。因此,公民是平等的,“平等”是公民的最…     

5、新宪法为什么规定设立乡政权,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兼负政权职能?

新宪法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规定设立乡政权,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兼负政权职能。这是对1978宪法所作的一项重大修改,是涉及八亿农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项重大改变。在我国,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实     

西方国家宪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宪法的出现,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硕果.而近代民主政治则植根于商品生产发展的土壤之中.所以,宪法与市场经济是血脉相通的.考察西方国家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均对市场经济起到了推动、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宪法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恩格斯指出,商品经济要求“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眼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较高级阶段,更需用法律、其中包括宪法调整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搞出宪法,就在其中确立了法制原则.     

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终极目标和首要价值

尽管宪法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人的眼里 ,有着不同的含义 ,但不管从历史的角度看 ,还是从其内容与特点看 ,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终极目标和首要价值。列宁认为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① 孙中山先生说 :“在我们的计划中 ,想造成的新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为两个 ,一个是政权 ,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里 ,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这个政权 ,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 ,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 ,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就是政府权。”②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保障…     

我国司法的原则

1同法统一原则。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来维护，国家的统—必然要求法制的统一。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陛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刑法、民法、行政处罚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重大发展

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追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而今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该条款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人权入宪开创了中国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 ,它向世人宣示了我国对待人权的庄严态度和法治精神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宪法,恢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斯,他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讲道:“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我国古代也     

试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创见性

一、创见性地把法制建设列入了党的基本方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把加强法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基本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小平同志把加强法制提到党的基本方针的高度,这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从法制地位上体现了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创见性。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

记者:1954年在制定宪法时,有人提议叫“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胡绳:有这回事情。在宪法起草过程中,1954年6月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关于宪法的讲话,讲了宪法的一些问题。最后他讲到一点,他说:“有人说,     

依法治国方略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总体上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孕育阶段（1978年到1997年）1954年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十年动乱之后，在总结“文革”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各去所偏,归于一是

“各去所偏,归于一是”,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过的话,也是关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一句名言。当然,说这个话,也是有当时的具体情况的。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和危机。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为了渡过难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41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用了许多时间来调查研究边区财政经济…     

坚持依法执政所要解决的若干深层问题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所采取的政治体制、治国方略和执政方式有很大关系。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已由“以党代政”转到“依法执政”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所谓“依法执政”,是指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执政党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国家事务进行治理。换言之,是说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依法执政”的基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兵团妇女事业发展

妇女的进步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上,庄严地提出:“我们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向国际社会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一项根本政策,从而使男女平等这一我国宪法的原则进入了国家政策体系的最     

不是做官,是做事

《光明日报》曾刊载一则名人轶事,至今难忘。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鉴于此,周恩来前往黄家拜访,诚恳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周两个多小时的恳请,终于劝动黄“出山”。这里黄炎培慎于做官,精神可嘉,姑且不谈,周恩来劝他“出山”的一句话,却如雷灌耳:“不是做官,是做事”。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儒学传人孟子老先生的“民本”思想,这句话也正是周恩来一生的光辉写照。他为人民做了那么多苦事、难事,难怪许多人称他为“周”总理,这个“周”就是周到、周全。 过去和现在,不乏将“做官”当做“做事”的人:献身兰考的焦裕禄,奔走无极县的刘日,走向山西基层的胡富国,人称巴山公仆的徐启斌,没于洪水的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