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作为沟通政府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纽带或双向传送带，日益勃兴的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组织化的和公共话语化的双重渠道：组织化渠道聚集、凝练整合了分散无序的个体潜在影响力，提高了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公共活语渠道引导、培养了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和公共精神，     

后现代语境中的政策话语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作为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之后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重塑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机制.话语民主理论与政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政策现代化与善治的实现.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具有必然性.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大达成政策共识的难度,增加社会冲突;使政策偏向于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损害政策的科学性,增加政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     

论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意愿的一般公民政治行为及过程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最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保证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方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必须从发展政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策参与制度化等三方面来加以推进。     

创新社会管理:公民参与权的实践价值及路径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要以现实社会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民参与权的实践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看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暴露出参与意识薄弱、整体素质不高,制度供给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对此,要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培育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成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非政府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非政府组织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既能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使其自主和理性的参与政治,还可以通过关注弱势群体、监督权力的运行,降低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性。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和壮大非政府组织,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对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共政策参与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面临公共政策主体不完备、公共政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和政策参与渠道不广泛、参与不平衡等问题。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完善,除代议制和公民投票外,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界定公共政策主体的职能,增强民间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地位;拓展政策参与渠道,将社会讨论引入政策过程之中;大力发挥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积极推进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

公民参与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因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公民参与效率极低.目前,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健全民主制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刚性支持;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作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依托;以培养公民参政意识为中心,构建民主政治文化环境.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公民参与视阈下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但作为政府主导的民意表达渠道,由于其组织化动员的参与方式和精英垄断的参与者格局,人民建议征集是一种漏斗型公民参与。相信和尊重民智,避免精英垄断,畅通公民与政府的零距离接触渠道,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建立多中心的直接参与格局,是克服漏斗型参与的关键。     

理性与激情的平衡——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

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非常低,这会导致政策合法性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误、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公共权力的异化等问题.而公民的过度参与则极易引发政治动乱,不利于国家稳定,会极大地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给政府和公民带来极高的参与成本;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因而,公民适度参与既可避免支持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的单纯激情,又可避免批判者对公民参与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评公民参与和地方治理理论的创新

公民参与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体现出公共治理的基本价值;公民参与是治理理论针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缺失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回应;公民参与充分体现治理理论倚重的社群主义和合作主义的思想;新公民参与运动在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在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创新,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在公共治理理论中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公民治理是更高层次的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的功能分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和活动。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民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顺利执行,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公民政策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解决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它也可能会使政策的质量、成本、利益取向以及政府效率和权威方面产生问题。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使其扬长避短。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

无论从学理上、参与效果上还是利益取向上,中国公民社会都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然性.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可以划分为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公共舆论、个人接触和司法裁决五种.现阶段,不论是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是方式,都存在着单一、不足的特点,呈现出相当的不均衡性.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