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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亚太》2019,(3)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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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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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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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印太"概念,并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其核心是均势制衡与力量优势。美国认为,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印太"地区出现了不利于美国霸权体系的力量失衡,从而导致安全失衡,直至体系失衡。为了扭转"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继续维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优先战略行动,重新恢复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进而达到美国认为的安全平衡和体系平衡。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保护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反映出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和全面优势的战略观念。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实行起来可能并不会像设计者所希望的那么有效,其战略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潜藏着巨大的战略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优先行动或预示未来数年印太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大变革。美国有可能因此失去作为印太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建设者角色,反而成为体系的破坏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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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调整了奥巴马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该地区的战略层级,改变了多边贸易政策,仍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并在宗教、人权和发展等软性议题上不断挑起争议。"印太战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图提升东南亚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随着该战略的推进,美国从政治、安全、经贸等方面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并试图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约,美国将难以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持续介入,该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美国只有寻求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协调,才能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秩序转型和规则重塑,稳定美国-中国-东盟三边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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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首次亚洲行的演讲中第一次公开提及"印太"概念,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及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也在公开场合多次使用"印太"而非"亚太"的说法。作为"印太"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印度的角色、定位以及战略意图值得关注。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的"东向行动"政策,外交重点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海域,"印太"战略全面铺开。对于美国的"邀约",莫迪政府虽有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战略意愿,但由于受各方因素的制约,其战略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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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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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述。该战略建立在美国所认为的对等原则、法治、航行自由等价值观基础上。经济安全是其"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区域安全上,特朗普主张反对核讹诈、恐怖主义,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美日同盟、美印关系及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为此,特朗普试图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依靠区域盟友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意图提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替代方案。然而,特朗普要改变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仍面临很多阻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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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美国政府、国会和部分战略界人士把应对与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把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维护在数字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努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网络军事能力。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进攻性更强,客观上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在"美国优先"和"以实力谋和平"的思想指导下,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其激进的网络战略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网络威慑行动,同时也导致全球网络治理进展缓慢。尽管美国力图在数字空间建立持久的优势,但它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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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在规则外自行其是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造成国际体系中规则弱化的现象,对国际规则的长期有效性将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探讨的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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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亚太》2017,(4)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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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不仅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且也折射出美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美国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争论和博弈。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体现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上的本土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新孤立主义的特征。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的政策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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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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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朝鲜实施"极限施压":一方面,动员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全方位制裁,以此给朝鲜制造经济困难,并通过部分石油禁运阻碍其国家正常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威慑对朝鲜施加安全压力。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和平方式令朝鲜弃核以最终保护自身和盟国的安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主要建立在对美国自身实力、国际格局和朝鲜现实的认知基础上。然而,施压只会加剧朝鲜的不安全感令其更加倚重核武器;而"美国优先"的对外战略不断冲蚀着美国主导的国际对朝反核扩散统一战线,这就是"极限施压"政策的困境。这意味着该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为了解决朝核问题,朝鲜本身的调适、美国对朝政策的调适,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三者缺一不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