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中国与东盟南海海上搜救合作的特点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海上搜救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双方的搜救合作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规范性、强制性、广泛性不够;合作内容和形式较为多样,但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较为缺乏,制度化程度、合作深度不足;参与态度中方“一头热”,东盟各国积极性不高。南海复杂的航行条件、搜救能力的整体不足、东盟固有合作机制的特性、对搜救合作的需求差异、南海存在的“主权”争议、域外大国的介入是当前南海海上搜救合作困境的形成原因。     

协调国机制与东盟对外关系——以东盟协调国应对南海问题为例

协调国机制是东盟对外关系的制度创新。在缺少区域共同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它构建了一个与轮值主席国明确分工、由成员国共同参与并一对一负责协调与全面对话伙伴国关系的制度框架。这一安排不仅确保东盟国家能就对外政策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而且使得东盟可以利用成员国的双边外交资源服务于区域的整体利益。它也是建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社会化机制。本文以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在担任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对南海问题的协调为例,分析了协调国在东盟对外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虽然协调国机制存在局限性,但它依然为发展中国家整合彼此力量、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参考。     

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间谈判力的演化

自1967年东盟成立至2007年的4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五国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谈判力为视角,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讨论了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间谈判力演化的背景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指出一个有效的谈判力模型只能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与特定谈判项目的优势拥有相关.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南海问题风波迭起,在所有声称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中,越南表现尤为突出。文章从中越南海争端的历史及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入手,阐述了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文章认为,越南南海政策转强与美国回归东南亚有关。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由中立到宣称关注航海自由,再到高调宣称美国支持多边解决南海问题,这些转变既向越南释放出可以对冲和制衡中国的信号,又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现实压力。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地区实践与历史经验——关于中国-东盟推动区域合作与治理南海问题的考察

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发展为主线,分阶段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治理南海问题和推进区域合作的互动进程可以看到,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以及共同、合作与对话的安全观,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区域合作,坚持“东亚方式”与“双轨模式”,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处发展与安全议题的成功经验所在。这种地区经验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具有高度共同性,充分说明两大倡议来源于中国外交的长期实践。未来,面对美国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区变局,中国与东盟应坚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继续聚焦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性安全,从而确保南海形势的稳定并寻求最终解决之道。     

东盟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意义

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有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本文从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系的角度,分析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发展情况及现状,并从相互依存不对称性的角度讨论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意义.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

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在加剧,而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的南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博弈竞争的重要角逐场.美国为维持自己在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以"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为借口,多次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但助推了南海军事化,更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此外,美国还极力介入和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除了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堵中国之外,还积极发展同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企图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竞争日益加剧,在影响地区安全的同时,也给地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选边站压力.在此背景下,泰国等地区中小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施行所谓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把自己塑造成调和地区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中间变量.在经贸、人文领域深化同中国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南海、湄公河安全合作等地区安全议题上,泰国出现了"制衡中国"的态度倾斜,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平抑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让中美等大国在地区形成竞争均势,以达到游离于域内外大国之间"两头讨好"的目的.     

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现状、问题与模式选择

在中国崛起和东亚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正稳步发展,但近年来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实施给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变数。中国与东盟应该加强经贸合作,巩固政治互信,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加强,将为中国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奠定基础,在中日互信关系降到冰点时,这种国际信任尤为重要。中国与东盟应在全面合作中建构新的共同利益,同时正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选择恰当的政治互信关系模式。     

从特朗普到拜登: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及其影响CSSCI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执政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事风格与手段正日渐清晰。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基础上,拜登治下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出现了诸多全新的形态,完全超越了传统概念中的介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出现了“泛国际化”的趋势。此举意在精准且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海上围堵和挤压,并争夺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这些“泛国际化”的新形态,包括在南海不断升级与域内国家共同进行的军演、胁迫更多的盟友前来南海搅局以及精准施策拉拢域内国家等。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对东盟特别是对部分南海声索国,正在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南海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     

“印太转向”下英国的南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作为“后脱欧时代”“全球英国”构想的一项关键战略举措,近年来英国强势启动了“向印太倾斜”的进程,并对其南海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突出南海威胁感知、强化选边站位的政策导向,增强地区军事存在、提升武力介入的政策效度,入局印太安全架构、积极拉拢南海问题当事国等。这些政策动向既是“全球英国”构想下战略重心调整的客观需求,也是维系和发展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必然结果,更是巩固和拓展南海地缘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英国的南海政策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但却无助于塑造南海地区的规则与秩序,未来对于南海局势的影响总体有限,对此中国需要准确认知并妥善应对。     

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治理的启示

随着"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本的磋商进入快车道,南海沿岸国的海洋合作被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以渔业合作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和审视半个世纪以来地中海渔业合作实践所形成的地区特色、法理构架以及问题与挑战,分析和总结其治理经验对南海渔业合作的借鉴意义。南海沿岸国在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难免面临障碍和挑战,其合作机制构建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图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的构建和未来发展提供政策思路和参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南海周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探讨

气候变化及其一系列影响使得南海周边部分国家的海岸线倒退,岛礁面临被淹没的威胁,这将会使沿海国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海域的范围改变。南海海域已存在海洋权益矛盾和海权争端,加之气候变化这一变量因素,局势将会更为复杂与严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应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逐步实现共赢。本文将阐述气候变化对南海海域及周边国家的影响,梳理该区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与东盟关系:现状和前景

在 2 0 0 1年 ,世界上发生了 4件大事 ,它们是 :布什上台后 ,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9·11”事件爆发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同意用10年左右的时间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 4件大事正在或者将要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而中国与东盟关系如何发展 ,向什么方向发展 ,也将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