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初探

就职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八次"航行自由行动"(包括两次"飞越"行动),其频度大大超出奥巴马时期,并在行动的方式及授权等方面有所突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利用各种双边及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热炒本已降温的南海问题。不过,基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理念,以及朝核及经贸在特朗普亚太战略棋局中的优先地位,南海问题似乎并不是其亚太政策的关注重点。虽然出于维护美国海上霸权及安抚亚太盟友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南海问题,但其重要性不可高估,且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拿南海问题作交易的可能性。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发展——2019“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局势的管控、稳定和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和变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协办的2019"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18-2019年南海局势评估""南海海洋权益法律风险盘点与评估""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未来走向""‘一带一路’与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蓝色伙伴’关系--内容与前景"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与研讨。"南海论坛"旨在构建一个交流和研究平台,以激发前瞻性和创造力的研究和思维方向,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构建共同的学术网络以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     

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政策梳理和互动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     

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

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在加剧,而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的南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博弈竞争的重要角逐场.美国为维持自己在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以"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为借口,多次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但助推了南海军事化,更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此外,美国还极力介入和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除了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堵中国之外,还积极发展同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企图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竞争日益加剧,在影响地区安全的同时,也给地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选边站压力.在此背景下,泰国等地区中小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施行所谓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把自己塑造成调和地区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中间变量.在经贸、人文领域深化同中国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南海、湄公河安全合作等地区安全议题上,泰国出现了"制衡中国"的态度倾斜,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平抑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让中美等大国在地区形成竞争均势,以达到游离于域内外大国之间"两头讨好"的目的.     

中美博弈下的南海形势:盟伴网络、安全秩序和法理斗争——2022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海洋问题越发彰显深刻的战略意义,大国竞争主导着海洋安全演进态势,南海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场域。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等精神,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2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22年南海局势评估、美国组建的“小多边”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南海区域海洋秩序的规则建设与实践、中国周边安全视域下的南海问题以及大国海权竞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等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南海论坛”旨在为相关涉海热点问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对话和交流平台,积极促进南海问题研究的发展。此次论坛研讨对研判当前南海形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SSCI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中国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班农而言,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从特朗普到拜登: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及其影响CSSCI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执政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事风格与手段正日渐清晰。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基础上,拜登治下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出现了诸多全新的形态,完全超越了传统概念中的介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出现了“泛国际化”的趋势。此举意在精准且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海上围堵和挤压,并争夺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这些“泛国际化”的新形态,包括在南海不断升级与域内国家共同进行的军演、胁迫更多的盟友前来南海搅局以及精准施策拉拢域内国家等。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对东盟特别是对部分南海声索国,正在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南海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南海地区的权力与秩序：美国南海政策的战略框架

本文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2016年末出版的政策简报。该报告分析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并提出了经济、军事、外交和规则四大参照系,以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更为全面地理解南海地区事务。本文还根据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列举了影响中美安全关系和政治关系...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从幕后走向中央——中美海权竞争激化背景下的美国南海政策

中美海权竞争的激化是东亚权力转移的突出表现,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牵引,南海争端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中美在西太平洋的主要竞争领域之一。美国在外交布局、军事力量运用、法理和战略谋划等层面多管其下。从一般意义上的“选边站”转向赤裸裸的“拉偏架”;从幕后“操手”转向前台“老大”;从间接干预转向针锋相对的直...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台湾牌”:表现、意图与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打破中美多年来的外交惯例,频频出台公然背离一个中国政策的法案,有悖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不断,将"台湾牌"打至极限。特朗普政府"以台遏华"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借此争取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稳步推进国家发展制造麻烦。此举会形成强大的反噬力,不仅无法干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相反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两岸冲突,使台湾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两岸局势失控的双重风险。美国也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既有悖于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不符合打"台湾牌"初衷,也可能助力其他次级大国趁机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使美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意图更加难以实现。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