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功种类划分问题的探讨

立功种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分类，探讨刑罚裁量中的立功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问题、自首犯的立功与非自首犯的立功划分问题、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划分问题以及立功的其它分类形式。认为刑罚裁量中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等种类具有可采纳性，而检举揭发立功、提供重要线索立功等分类则欠缺科学性。     

从立功的本质看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认定

立功是有用性和功利性的结合,认定立功应从立功的本质上来把握。从立功信息来源于同监犯罪人、立功信患来源于其辩护律师、立功信息来源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或其他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立功信患来源于犯罪人亲友、立功信息来源于买来这5种情形来看,其基本符合立功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为立功。     

关于自首和立功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了刑法中关于自首和立功的规定，对自首的条件、余罪自首的认定、立功的概念和对立功的认定以及自首与立功的界限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论证，为刑法理论教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自首和立功的理解与适用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最广泛适用的法定量刑情节之一。正确适用自首和立功制度，特别是厘清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检举他人犯罪型重大立功的认定

检举他人犯罪型立功是立功的常见形式。“所检举揭发的犯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系重大犯罪”是认定重大立功的关键条件,但标准并不明晰。若被检举的犯罪未判决,“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不是指法定刑、量刑起点包括无期徒刑,而是指基准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若被检举的犯罪已判决,一般以宣告刑为判断重大立功的主要依据,但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影响量刑的除外。结合量刑规范化的相关规定,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解释为基准刑高于有期徒刑十五年,或者基准刑相当于有期徒刑二十六年,可以较好地解决部分重大立功的认定问题,有一定的可取性。     

简析线索来源查证对立功认定的影响

立功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定从宽情节,其认定应该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来进行。若是有证据证明线索来源系非法或者正当,立功的司法认定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现线索的来源无法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这就给司法机关认定立功带来了疑难。针对实践中存在＂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立功认定中的滥用现象,引入立功的构成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以期有利于解决线索来源查证对立功认定的影响问题。     

协助抓捕型立功起始时间的认定--暨论立功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出路1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协助抓捕型立功是其主要分支之一。司法解释对协助抓捕型立功的起始时间进行了限定,然而在适用中遭遇了法理和实务的双重困境。本文拟从真实案例出发,对协助抓捕型立功的起始时间的合理认定进行选择和论证,并对立功认定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进路。     

“毒豆芽”案件的证据学分析

何谓"毒豆芽"案件?简而言之,就是部分芽农因在豆芽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添加剂,而被判了刑。然而,该案件存在很大争议,随着两高"叫停豆芽案",争议越来越大。那么,争议究竟是什么?豆芽又是否有毒?芽农依法应否判刑?可以从证据学的角度对该案件加以分析,找出争议背后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条件及一般处理原则

1997年新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立功制度从自首制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刑罚裁量制度,并且建立了初步的立功制度的法律体系,这使得司法机关在适用立功时有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瓦解及分化犯罪活动、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和法制建设,对理论研究也起到了导向作用。然而,立功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不说在国外,就是在国内理论界里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专门研究的文章不多,在我国单靠刑法典和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为此,笔者特选择这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大数据证据质证的程序规范初探

在信息技术发展和犯罪手段变化的双重驱动下,大数据证据已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大数据证据的应用给被告人的质证权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控方举证形式混乱、辩方实质阅卷困难以及审判方数据独裁等问题,使得庭审质证流于形式。为满足大数据证据运用和质证实质化的双重需求,可从强化控方的举证说明义务、保障辩方获得完整阅卷与专家帮助的权利,以及完善裁判方证据采信制度3方面着手,为大数据证据的合理应用提供更为有效的质证程序规范。     

论证据的审查和判断

证据是调查和了解案件的基石。用于定案的证据应当经过侦查人员全面细致地审查。用于证明案件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文从证据三性的角度提出证据的审查判断方法。     

论计算机证据

计算机证据是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或储存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光记录物 ,该电磁物具有多种输出表现形式。它具有特殊的物质载体、数字技术性 ,且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等特征。计算机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价值和证明力 ,在计算机犯罪的侦破和定案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立法上可考虑把它单独作为一个证据种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谈计算机证据的收集

计算机证据与其他证据一样,都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近年来,计算机犯罪、网络侵权等现象越来越成为信息时代的普遍社会问题,计算机证据在这类案件的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对计算机证据的收集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收集证据的概念和意义,司法机关收集计算机证据的权限,收集计算机证据面临的困难三个方面探讨了计算机证据的收集。     

关于保全证据公证的若干问题分析

随着公证业务的发展与完善,保全证据公证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并在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组织及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是保全证据公证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不断完善发展保全公证这项业务。     

人权视角下罪犯劳动权的保障

劳动权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关，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确认。对于受拘禁的罪犯来说，劳动是对其实施矫正的基本手段，但劳动同样也应是罪犯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平等的保障，而人权的视角无疑将会为罪犯劳动权的保障提供最充分的理由、最大化的内容和最完善的保障措施。因此，如何从人权视角对罪犯劳动权进行保障尤其重要。     

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频繁出现已经不可避免。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当前有关电子证据的几个热点问题:电子证据的概念、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电子证据的司法鉴定等问题。同时结合文中的观点,简要地分析了两个典型的涉及有关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电子证据的案例,来说明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     

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正推动着公安刑事执法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取证能力不强等问题不容乐观,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公安刑事执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重主观证据轻客观证据;重内容轻形式;重事后轻现场;忽视外围证据的收集.其根源在于司法理念落后,证据意识坚持"主观证据"和"客观证据"并重,迅速扭转目前的现场勘查观.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知识产权

从表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不十分关注财产制度,但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与知识产权无关;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把握和理解财产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知识产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