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金明在《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彰显了从严治理权钱交易的政策取向,既实现了间接权力寻租行为的犯罪化,亦解决了事实上属于受贿罪共犯的特定关系人因证据不足而脱逸法网的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细究之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之构成要件在立法用语、实质要素等方面存在叠合或相似,因而增加了司法认定的难度。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两罪的边界进行解析,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原则,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法治目的之平衡。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范围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但是并未规定这些主体到底是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以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界限。从立法规定入手,通过若干部门法学辨析"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近亲属"的涵义,进而提出完善意见。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

具体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实务部门对法条关系、溯及力、关系密切人认定、定罪量刑标准等有较多疑难问题,有必要明确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规则。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罪质特征表现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妇(夫)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员等利用个人影响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以此为对价换取个人利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当其与受贿罪发生竞合时,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帮助犯,也可以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多环节利用影响力请托情形,关系人可成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共犯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与介绍贿赂罪在很多时候存在数罪并罚的情况。对请托人的行为应采取引证罪状方式规定,并规定单位犯罪条款,罪名概括为＂影响力行贿罪＂,并应当根据受贿行为的时间准确认定犯罪时间。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判定的几个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一种新型贿赂犯罪,在主体判定上面临着许多难题。在该罪主体的判定上,对"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应坚持综合判断的原则,从关系的性质和程度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方面以"特定关系人"为参照,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影响力的有无及大小;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在两种影响力交织的情况下,权力性影响力具有优先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兼谈刑事判例制度

对于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和刑事法制建设而言,《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具有其特殊性,需要理论和实务界更为准确地认识。现有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客观方面、犯罪对象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通过立法修正、司法解释和刑事判例制度加以完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行为主体解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不统一和立法用语的模糊,以致理论界对本罪行为主体中表述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等词语所涵括人员范围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利用影响力收贿罪的立法目的和社会的一般观念,近亲属应当包括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姻亲关系,立法统一界定近亲属的范围势在必行;关系密切的人应当包括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亲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且能够对其产生足够影响力或者心理强制力的人员;离职应当是离休、退休、辞职、辞退或被开除等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关于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思考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等具有积极意义。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作为一项新的探索，还存在很多局限性，亟需进一步完善。     

论社会转型期贿赂犯罪的态势与对策

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非规范化运作 ,贿赂犯罪现象丛生。目前 ,我国正处于这一过渡期 ,贿赂犯罪呈蔓延之势。某些单位为获得利益 ,“公贿”现象已露端倪。针对贿赂犯罪现象 ,分析犯罪发展态势 ,研究犯罪原因 ,探求贿赂犯罪的预防与遏制对策已成当务之急。     

聚众斗殴罪的主体研究

在对特殊主体说、一般主体说、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结合说等国内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以主、从犯的概念来解释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的概念并非合适。在评价共犯的作用时,需依靠各行为人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除此,本文还提出＂角色群＂的概念用来评价聚众斗殴罪,即在众合犯的犯罪中,行为人可以是由实施各个参与角色组成,但是不同的参与角色群的行为人非共同正犯,亦不可区分主从;在相同的角色群里,方可区分主、从犯。在一般参加者里囊括了可罚的从犯和不可罚的从犯。应用＂角色群＂的概念对聚众斗殴罪的主体进行二元评价。最后,本文将聚众斗殴罪作为结果加重犯提出了建立＂分类处遇＂制度,以正确地处罚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     

大陆香港贿赂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结构具有合理性、先进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而大陆贿赂犯罪立法表现出滞后性和欠缺性 ,应借鉴香港贿赂立法的成功经验 ,完善大陆贿赂犯罪立法 ,从而全面有效地打击日益严重形式多样的源头犯罪——贿赂犯罪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空间。     

对贿赂犯罪的经济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内的贿赂犯罪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为了更好地抑制和打击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文章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贿赂犯罪中双方的成本、收益与利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遏制贿赂犯罪的对策及打击方法。     

浅析贪污贿赂罪

贪污贿赂犯罪主要侵犯国家的廉洁制度,同时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贪污贿赂的泛滥,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阻碍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能否有效地抑制和消除贪污贿赂犯罪,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拟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及本类罪与相关类罪的界限等问题作以探讨。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10月27日,我国立法机关以全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13日,我国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这些仍未能遏制住我国受贿犯罪的发展势头。据NGO"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80位。这样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严重。因而,我们有必要从受贿犯罪的特点入手,对受贿犯罪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在收受型受贿罪中设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归属于主观方面,属于犯罪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该要件应从"他人"、"谋取"、"利益"等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刑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关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考查,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