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研究范式辨正

民间法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的新兴领域,近年来获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民间法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尚且缺乏最为重要的架构:当下的民间法学科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总体性研究范式。民间法研究范式阙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范式意识的缺位和对范式概念认识的混乱。因此,阐明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概念与内涵,对于民间法研究范式的确立与促进学科规训都将意义明显。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如果说厉尽国的相关论述是在整个法学视野中来观察、研究“民间法”范式的话,那么,本期所刊出的魏治勋的文章《民间法研究…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从公共性重构过程中民间法可能贡献切入

民间法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融进主流法学,理论提升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既有的研究由于自我限制于法学的规则思维并假定民间法为既定规则,忽略规则与时代间的互动及可建构性,使得研究陷入迷津。要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有必要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出的公共性重构勾连起来并作为时空背景,研究要反映与回应时代内在精神与要求。乡规民约在宋朝产生的逻辑对当下研究有很大启发,民间法研究必须要重构关于法治的思考,并以此反观与提升研究的品味与理论层次,促进民间法功能认识的清晰化。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近年来,作为非正式规范的民间法类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研究反衬出对正统国家法的考量。民间法和国家法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规范知识系统,虽然是处在国家法的强势遮蔽下,但民间法从来都不是无可作为的。它根植于一个情理而非法理的社会之中,在这个“情理社会”里,维系人们的往往是充满人情味的鲜活的传统、伦常和礼俗,民间法正是以这些传统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法形成博弈。如何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形成沟通与契合,是中国法治话语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国关于民间法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科性思维,不如说是一种法学研究进路的展开,对提升我国的法学研究的层次水平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曾追问什么是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对世界有什么贡献?靠理论和制度移植“发达”起来的当代中国法学自然无法回答这些提问。原因是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学理论产品,自然很难对世界有所贡献。藉着民间法研究这一进路,也许会对开拓我国整体法学研究有所启示,我们可以从中预期中国法学的未来景象,那就是用根植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学流派理论贡献给世界。本刊开辟“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并邀请著名法学家谢晖教授做专栏主持人。意图在于提供一块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理论探讨的平台,荟萃这方面精深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尽应尽之责。     

反思民间法研究中的社会实证法

近年来,民间法研究渐成热潮,其中,关于民间法基本范式的反思性研究也隐有成风之势。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根据学问的一般规律,所谓反思研究应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方法的反思和根据方法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反思研究又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疏忽:即没有对作为民间法研究的基本方法予以反思。这其中,尤其缺乏对社会实证方法(最重要的民间法研究方法)的反思:它是否有其限度?如果有,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所有法社会学(当然包括民间法)研究者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没有对它们的清晰认识、回应,相关研究结论就只能是某种程度的"色厉内荏"。     

马克思人学范式革命的思维之维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人学思想史上发动了一场人学范式革命,彻底颠覆了理论人学的传统范式,开辟了实践人学的现代范式.正确的方法是通往真理的彼岸的桥梁,思维方法的转换是马克思人学范式革命的前提和关键.这场范式革命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现成中思维"向"生成中思维"的跃迁,"思辨中思维"向"实践中思维"的提升."共相中思维"向"历史中思维"的转化,"单向中思维"向"总体中思维"的跨越,"超验中思维"向"经验中思维"的回归.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

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     

一个崭新的维度——评《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把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法哲学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法哲学研究“范式”与社会形态、经济时代、所有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公法与私法、权利与义务等因素有着广泛的对应与契合关系。法哲学研究“范式”大致应按照“义务本位范式”——“权利本位范式”——“自由本位范式”的逻辑开口走向发展。     

现阶段毒品犯罪的社会心理成因及对策

毒品犯罪是在毒品犯罪人特有的犯罪心理作用下,并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因素影响下实施的。因此,对于毒品犯罪的预防应从分析犯罪心理的特征入手,同时考虑滋生毒品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找出相应预防打击对策。     

近年网络公共领域研究述评

近年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形成、内涵、存在的基本形式、主要特征、作用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等问题展开,但仍需加强从政治学学科角度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司法救助是将社会救助的理念引入司法领域。国外已经有部分国家制定了“被害人补偿法”或相关法规。我国构建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遵循以下五项原则:弘扬正义,救助与损害相适应,有条件获得救助,以赔偿为主、救助为辅,政府为主、多方援助。     

建立警察心理档案必要性思考

职业的特殊性、执法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以及超负荷工作给警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警察心理问题日益凸显,建立一套系统的、动态的警察心理档案势在必行。科学地管理和使用警察心理档案对警察身心健康的维护是非常必要的。     

国家赔偿的经费保障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为国家赔偿经费提供有效的立法保障。要进一步明确国家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为公共财政支付国家赔偿金提供法律依据,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对国家赔偿的支出责任应按照产生国家赔偿的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划分,同时规定中央财政承担补充责任,对有过错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追偿,遏制国家赔偿金的绝对数量,以减轻国家赔偿的支出负担。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承担的不是国家赔偿责任,而是对内的组织法上的责任。     

扩大自主选择权 培养创新型人才

高校是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通过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和智力储备,是高校的优势和潜力所在,也是高校理应担当的历史责任.宁波大学结合自身实际,把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突破口放在努力扩大学生成才的自主选择上,提出了"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的教育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     

大学生"和谐教育"刍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抓好"和谐教育"。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要对大学生进行"和谐教育",应遵循由内到外、由近及远、区别类型、突出重点等原则。     

青少年罪犯心理矫治方式探索

青少年罪犯本身的特性决定着青少年罪犯的心理矫治必须着眼于不同于其他人群之处,这是研究青少年罪犯心理矫治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之处。我国针对青少年罪犯的心理矫治措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着眼宏观而缺乏针对性的现象。从“大词法治”转向“具体而微”,应是考察与反思我国现有矫治举措的基础和方向。     

民事抗诉再审事由的重构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再审之诉制度之后,把民事抗诉再审事由与当事人再审事由进行等同就并不合适,可能会损及再审之诉的基础地位。民事抗诉再审事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