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司法体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政党 ,对其执政机制的研究也不多见 ,本文旨在选取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司法体系这个视角较为深入地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总是试图采用各种手段来掌控其权力的 ,这是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政党执政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对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的作用与影响。在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表面上具备了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一般特点 ,但由于它是新加坡的惟一执政党 ,使人民行动党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一起构成了有效控制新加坡社会的完整系统 ,因此又与西方政党的地位…     

浅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国会的关系

新加坡及其人民行动党是时下国际政治的研究热点之一。新加坡的经济奇迹、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在研究新加坡政治体制时，人们一般喜欢谈论党政关系，但是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人民行动党与国会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探讨人民行动党与国会关系的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这种关系的价值及由此引出的启示。     

新加坡的1997年大选

新加坡于1997年1月2日举行了大选。其结果,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但是,就选举制度本身的特征等来看,未必绝大多数国民都支持人民行动党。本文拟基于大选,就1965年建国以来取得飞速经济增长的新加坡政治成熟问题加以探讨。 第一,通过分析大选的过程及其结果对新加坡的政治结构加以概括。第二,以最近的动向为中心就1990年以来担任总理的吴作栋的政治姿态进行探讨。最后,列举吴作栋就任总理以     

试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

新加坡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国家.它是第一个进入发达行列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达3万美元.政治上虽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和多党制,但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在人民行动党的治理下,新加坡保持了政治上的长期稳定,经济上持续快速发展.     

东南亚大事记——（2006．5．1—31

6日，新加坡第十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122万多名选民在遍布全国的422个投票站投票选举新一届国会议员。由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最终在选举中获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与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仅仅经过5年的在野生涯,在1959年的大选中击败一些“老”党而上台,此后长期执政。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其实,人民行动党自己也非常注意总结自己的执政经验。1980年1月,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在纪念人民行动党成立25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讲话,主旨就在于总结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他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概括为六点。即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迷惑人民;前后一致;不要突然转向和改变;保持廉洁,杜绝贪污;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拒绝避重就轻;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努力争取成功——…     

新加坡2004年回顾与2005年展望

2004年是新加坡顺利完成新老政权交替的一年 ,政府不断加大打击恐怖主义力度 ,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增长迅猛 ,2004年经济增长率达8.4 % ①。一、政治 :政权顺利交替2004年新加坡政治的主要特点 ,一是顺利实现了新老权力的交替 ;二是加大反恐怖斗争力度。(一)顺利地实现新老政权的交替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从李光耀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确立了自我更新的作风 ,不断引进新鲜血液 ,确保人民行动党的活力与冲劲 ,使政治领导层的接班顺利进行。吴作栋于1990年接替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后 ,就一直把物色新的接班人和政治领导层的更新当成优先的…     

1997年东南亚重大事件

新加坡执政党大选全胜组成新内阁 新加坡国会大选结果于1月3日揭晓:自196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83个议席中的81席,以绝对优势继续执政。1月18日,新加坡组成新内阁,新内阁成员与上届相比变动不大,只有4名阁员的职务有变动。     

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

吴庆瑞先生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一位创始人,也是政府第二位领导人,为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做出丰功伟绩.中国国务院曾聘请吴庆瑞担任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和旅游业顾问,他也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     

1991年大选: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新加坡,自1959年自治以来,每隔四年举行一次大选。1991年8月14日,执政的行动党突然宣布将原订于1993年举行的下届大选提前至1991年8月31日。经过半个月的角逐,行动党再次赢得胜利而继续执政。行动党继续执政,这是预料中的事,然而,这次大选也出现了许多以往历届大选所没有的新情况、新特点,它们将对今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大     

新加坡公共住房和人口控制政策

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政府公共住房政策和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背景、过程和最终结果,探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     

新加坡集选区制度初探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独创。1988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与单选区制度并行,这对新加坡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新加坡研究涉及集选区制度的著述甚少,基本未对集选区制度予以系统阐述与分析。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产生与实践的过程,并围绕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核心争议,即代表性问题和程序公正性问题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反对党虽有突破,但选举程序设计对反对党仍然是极大的障碍,由于目前反对党积极性迅速提高,使人民行动党面临极大挑战,因此自主革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行动党参加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及其影响

1964年3月1日是新马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是新马由磨合转向全面冲突的分水岭。当日,杜进才宣布,行动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参加马来亚大选。虽然杜进才解释说行动党仅是象征性地参加联邦选举,然而这很明显违背了李光耀向东姑作出的郑重承诺：不参加马来亚的选举。行动党宣布参加选举导致其与联盟的关系迅速恶化,并引发了新马潜藏已久的矛盾,也使新马朝向分离迈出了重要一步。     

英属时期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受英国国内福利思潮和实践的影响,英国殖民当局从19世纪末开始加强了对新加坡社会的行政干预,从自由放任向有序管理发展。针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殖民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社会政策,涵盖教育、住房、卫生、社会福利、劳工、移民和人口诸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且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社会政策体系与社会管理机制,给人民行动党的社会治理留下了有价值的政策遗产。     

新加坡公共服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公共行政范式的演变为出发点,提出网络化治理兴起的必然性,并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从多元化合作、公共利益导向、政府与民众互信以及相关技术手段等方面对新加坡的公共服务模式进行分析,提出网络化治理视角下新加坡公共服务模式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新加坡边缘劳动力法律与政策评介

为提高劳动力资源方面的竞争优势、缓解人力资源的短缺，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劳动法律与政策，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的作用，提高老年工人、妇女等往往易成为政府负担的边缘劳动力的就业率，充分合理地使用外籍劳动力，从而使政府、企业、工人三方受利，既避免福利型社会易产生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又能让老年人、妇女等边缘劳动力不被边缘化，让他们也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益，防止国内贫富差距的加大，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新加坡的法律与政策可为我国完善相关劳动法律与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国会与美国外交决策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突出体现,国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时至今日,美国国会依旧是当今世界上各国议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立法机构.其作用不仅显示在美国国内政策的制订上,而且还渗透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Media Coverage of Congress in the 1990s: Scandals,Personalities, and the Prevalence of Policy and Process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media coverage of Congress in the 1990s. Specifically, we content analyze over 2,600 congressional news storie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BS Evening News from 1990 through 1998. We find that the news media covered substantive policy concern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quite regularly and that storie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al scandals were comparatively infrequent. We also find that legislative maneuvering is a mainstay of congressional media coverage,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s most often framed as conflict between parties and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Conduct and Counter-conduct in the “Nonliberal” State: Singapore’s Headscarf Affairs

Identifying forms of conduct and counter-conduct in Singapore speaks to debates about governmentality’s relevance to presumptively “nonliberal” societies. Examining the headscarf affair in Singapore demonstrates the shared utility of governmentality where the governance of religiosity bears similarity to how it plays out in the Anglophone West through the conduct of conduct, manifest within forms of racial and civic conduct. Closer scrutiny further reveals counter-conducts that, while diffuse, subvert and reformulate the conduct of the governed “multiracial” subject. Acts of counter-conduct take verbal, aesthetic and silent forms, reappropriating multiracial norms, reclaiming public space and reassert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compatible with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 nationalism. Where they reveal failures, suppression and the continuity of governmental power, acts of counter-conducts in Singapore’s headscarf affairs draw attention to new subjectivities and a desire to be other than gover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