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党课爱“打比方”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学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他解释说，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打了个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工”字，又在旁边写了一个“人”字，然后，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果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了“天”字，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未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无法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当时，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不愿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这一客观事实，回避正确评价毛泽东；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咎于毛泽东。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在搞“非毛化”。在这种情况下，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宣传载体形式之一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是“文革”中和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并列的两大标志性出版物之一，是当时出版业界第二位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图书指的是随“文革”“样板戏”的产生而派生出的一切相关。的出版物，如正式出版的各种“样板戏”的文学剧本（定稿本）、音乐曲谱本、移植本、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故事、连环画、名信片等等。     

学风与信念

一、学风是“讲学习”的头等重要问题 1．从“学习”的内在含义上看。“学习”中的“学”和“习”，本身就带有“知”与“行”的含义。“知”与“行”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可见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命题，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总之，学与习，本身就是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问题。这恰恰成为解决学风问题要处理好的关系。 　　2．从学习的目的来看。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     

“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有关研究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论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一边倒”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为新中国确立的外交方针之一。从形式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模式；从本质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权宜之策。它是在对美外交努力夭折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的倒向苏联的无奈选择。由于美苏援助新中国可能性的存在和要价的不可避免性，既不能断然否定“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孤立”及原因

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意见，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许多与会者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相对比较“孤立”。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他并没有在会议上对王明的主要观点明确加以“抵制”或“斗争”，但还是坚持了自己原有的观点。由于王明有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特殊身份，并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加之此前的洛川会议讨论八路军作战方针时中共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看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新事物，造成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一时“孤立”。     

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两个必然”不可避免,“两制”共存也不可避免。“两制”共存的历史,也是“两制”较量的历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两制”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关于“两制”力量对比,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判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路;关于“两制”相处之道,毛泽东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战略方针;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毛泽东提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的战略构想;关于如何瓦解西方“和平演变”,毛泽东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战略应对;关于如何应对西方遏制围堵打压,毛泽东提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四个伟大”何以风行全国五年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名字前面一度有四个修饰语，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就是含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四个伟大”。毛泽东虽然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四个伟大”却在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文革岁月流行了5年，这不能不让后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再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影响

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毋庸置疑，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毛泽东，锻造了他“睥睨六合，气雄千古”的文化性格，使其建党学说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因此，吸收、改造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在毛泽东建党学说中的凸显，使得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这种联系，对于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为何要打倒刘少奇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秘而又引人注目的历史问题。“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１９６２年切入，重点叙述“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     

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

1958年底，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的窘迫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接连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然而，半年来的会议和领袖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贯彻下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饥饿、贫穷、艰苦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鉴于此，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行走的“底层视角”

前段时间，一本由斯诺等几位作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史料与回忆——《早年毛泽东》出版了。这本新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勾勒出一个不断行走的早年毛泽东，并且进而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走”出来的。     

简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     

美女摆上酒桌 商家称与“女体盛”不同

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化大革命”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热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     

“京兆书生”田家英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共跟随毛泽东18个年头。他不仅才学深厚，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还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文史老师，一度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而且为人坦诚刚直，曾自喻“京兆书生”，并自吟《京兆书生》诗一首：“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但就是这样一位诚实正直的书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最终被迫蒙冤自尽。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