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法未来立法模式研究

合伙应在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中同时加以规定 ;商事单行法的立法应借鉴英美法系的模式 ;在民法的总则部分规定有关合伙的共同性规则 ;对于没有形成组织形式的合伙 ,适用民法典民事主体编中有关合伙的规定。     

论商事立法传统与商事立法模式

每个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商事立法传统决定的。通过对四个典型国家及地区的商事立法传统和商事立法模式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的分析有助于合适地选择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及世界商事立法现状的分析,以《商事通则》为基础,各商事单行法为主体的商事立法模式应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理想选择。     

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相关立法检讨——以立法目的为理论尺度

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就登记主体而言,其为登记主体公示经营身份、确立自身商誉的必要手段,是其维护合法地位、保障正常经营的必要方式;就交易相时人而言,其为保护交易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制度,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保障;就国家而言,其为国家对商事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和行政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制度,为其履行宏观调控等经济职能的辅助手段.以此为理论尺度,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相关立法在立法形式、立法内容、程序建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有鉴于此,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宜采统一商事登记立法模式,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分离的立法模式,形式审查立法模式、登记机关责任立法模式及司法监督立法模式.     

wto框架下中国商事组织形式的完善及立法模式的变革

中国商事组织法所存在的身份立法导致的法律之间的重叠和冲突,不仅使我国商事组织在入世后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构成了中国履行相关国际承诺的障碍。为此,建议废除三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将其所调整的商事组织分别归属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并引进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等形式以丰富我国合伙企业的类型。     

我国反海外腐败犯罪立法的规制转向

随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制重心从国内企业转向其他国家的企业,我国商事主体在海外所面临的腐败规制风险显著增加。当前,我国单一罪名模式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在规范要素和域外管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向实用型立法转变,坚持对国内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和外国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双向规制的路径,通过进一步完善反海外腐败法律规范,提高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通过健全会计、金融、技术等配套制度增强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实效。     

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商事登记制度在我国设立多年。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商事登记立法之间存在冲突,立法形式分散,法出多门等等,为此,应实行公私法分离立法模式,统一完善商事登记制度等措施,以完善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应选择以<商事通则>为统率,以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商事关系的商事立法模式.在此立法模式下构建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应当遵循保守与超越的基本理念,这是由于新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模式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商事通则>中商事主体的概念应以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要素,超越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的确定模式;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消极资格,放宽对商事主体营业能力的要求,超越传统商法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商事主体的范围上,以民事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基础,尊重我国的社会现实,不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范围.     

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的分析

作为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其法律功能是将授权主体的职权立法权定向转移至被授权主体,实现立法权和立法义务的再配置。实质上授权立法条款是宪法和职权法对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产物,因而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有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三种类型。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     

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改革与完善

商事登记又可称为商业登记,商事登记法系规定一般商事登记之法律,可分为形式意义之商事登记法与实质意义之商事登记法。前者属于狭义的商事登记法;后者属于广义的商事登记法。如果从广义角度看,我国已建立起数目繁多的商事登记具体法律制度,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亦将成为增强我国商事主体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桎梏。     

涉外民事关系的特征对国际私法立法模式的影响

把涉外民事关系的判定标准囿于传统的三要素即主体涉外性、客体涉外性和法律行为涉外性,既不能满足当今涉外立法和司法的客观需要,也不能正确反映涉外民事关系的基本特征。我国未来国际私法的立法方向和立法模式既应考虑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的不同特征,也要走形式上统一化、法典化的道路。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不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排除于其调整领域之外.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并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及刑事立法展望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应坚持法律制裁、预防和控制相结合,遵循国际法原则,加强集体安全合作观念。我国应制定专门的反恐法,增设罪名,注意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合,构建严密的反恐法律体系。     

企业道德建设对法律互补性的作用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是集法制和道德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体制.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应看到企业道德建设对其法律的互补性作用.要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只有实行以法治企,以德兴企.     

论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构造

政府公共警告是一种应对消费风险的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目前,我国尚未有关于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警告的社会功效,就要确保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的统一,并在立法中合理确定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明确政府公共警告的排除范围。     

《合伙企业法》的定位与法律协调

合伙从契约到组织体的观念和规则变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事交易和由此产生的商事规则的发展.由于缺乏无限公司的立法传统和理念基础,在我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坚持将合伙企业定位为一种与公司、个人独资企业等相并列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并行的商主体制度.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坚持了这一原则,应当在将来的《民法典》的统领下,与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税法、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部门充分协调、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规则体系.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商业贿赂犯罪有法典型、附属刑法型和耦合型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应当转换立法思维,采用耦合型立法模式。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应扩张至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避免出现处罚的空隙。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应当界定为利益,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商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的刑罚应保持均衡。     

军事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军事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军事立法主体,主要有四个层次(1)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2)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3)国务院各部委、中央军委各总部;(4)各军兵种、军区.军事立法的形式主要有(1)宪法军事条款;(2)军事法律;(3)军事行政法规;(4)军事法规;(5)军事行政规章;(6)军事规章;(7)国际军事约章.军事立法程序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在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手续.根据军事法律规范效力的不同,其立法程序也不同.军事立法冲突是指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制定的军事法律规范互相抵触和互相矛盾的现象.对此应依据(1)上位法优先原则;(2)特别法、新法优先原则;(3)裁决适用原则;(4)备案审查原则;(5)申请审查原则予以解决.     

我国宏观调控立法的可行性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为了改善宏观经济运行,避免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把宏观调控纳入法律轨道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试论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从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谈起

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得益于法律保障、专业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但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仍很严峻。我国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包括证据资料搜集困难，缺乏适格诉讼主体，欠缺稳定的专业技术支持以及缺少专门追索机构。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对流失文物的性质、所有权归属以及追索原则等问题予以系统规定，并应成立专门的追索机构，从而有效解决追索过程中的法律依据、证据以及专业技术支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