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分析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石,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政治参与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成熟,则会对我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政府与村民博弈的非均衡性,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自利性,村民的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是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缺失的主要根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深化基层的政权改革,加强农民的政治素养教育,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现实选择。     

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对河南省五所高校493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子分析发现，大学生社会资本包括特殊信任、社团参与、交往、普遍信任和互惠五个维度。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资本诸因素中特殊信任、社团参与、交往和普遍信任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都具有正效应，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和政治效能感对其网络政治参与也具有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     

时政亲和、媒介使用与网络青年的政治信任

基于2232份青年的网络调查的数据分析,对青年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青年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对中央的信任度要高于基层信任的,这一结论符合“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结构.第二,部分时政亲和因素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部分时政亲和变量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消极作用.第三,青年越多地使用官方媒介来获得时政信息,政治信任就越高,越多使用不正式渠道来获取时政信任,政治信任就越低.第四,时政亲和对青年对中央机构的信任和基层机构的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警惕网络媒体中过多的不良信息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提高青年的政治信任,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好的网络平台和社会环境.     

以政治文化透视村民自治中的消极参与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中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制度,是重构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赖于村民的政治参与,然而,中国有4万多个镇、近70万个村庄,除少数明星村外,长期游离于人们视线关注之外的普通乡村消极政治参与基本上都是普遍现象。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此消极参与。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畅通渠道 扩大公众有序政治参与

公众政治参与程度高低直接决定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这既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不断拓宽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成为基层民王政治建设的交破口，成为建设服务型政治的桥梁。     

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基于实证的比较研究

在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中，大部分文献关注农民工的制度环境和工作环境，很少有文献关注作为参与主体的农民工自身的现状。这种强调外部世界的研究路径忽视了对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农民工自身的考察，从而导致我们无法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解释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必要从实证角度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部世界——政治效能感。调查数据显示，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均缺乏政治效能感。这些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农民工政治参与既有的三种解释模式，即“素质论”、“城乡二元模式”和“理性选择论”。访谈记录显示，影响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关键因素是基层政治生态。农民工普遍认为基层政治生态带有“血缘”和“关系”的成分。在农民工眼中，村民自治已经发生“内卷”，由“村民自治”变为“村干部自治”、“村委会自治”。农民工的参与期望较高，表明他们期待一种文本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文章基于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考量提出了长期和短期两套应对策略。     

“参与民主”视域下农村政治参与制度探微

"参与民主"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重新解释了政治与参与的含义,倡导"直接参与与代议民主"的政治模式,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方案。"参与民主"适应了经济发展条件下大众的民主需求,对推动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农村政治参与制度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与村民自治时期,受乡镇行政权力干预、农村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与政治参与主体性低等多种政治系统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的农村政治参与已进入拐点,农村政治参与制度需要转向。理顺乡村关系,加强农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农民主体培育、乡镇政府与村民互动可优化农村政治参与制度。     

对中国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矛盾凸显,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交叉影响日益突出,这些影响甚至关系到改革事业的成败,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很多制度化政治体制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政治参与问题很多,但现实中不可能全面地解决,这里只能限于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分析。因此,从政治投票以及制度化院外活动等方面重点分析中国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有助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与治理对策探析

近年来,国内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趋势。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自身因素和政治参与的外部环境分析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人大制度是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的基本形式和制度载体。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最具代表性的考察对象。政治文化是反映政治参与的根本,政治现代化进程是体现政治参与的关键,政治制度化是提高政治参与的保障。应着力从培育公民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     

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浙江省闾村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调研

在关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发展出了＂工具说＂、＂发展说＂和＂结果说＂三种解释框架。虽然三种解释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尽管影响的因素、程度和范围存在不同。本文基于浙江省闾村实证调研,发现选举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均未能显著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村民效能感。甚至在村民的投票行为与主观期望的结果相一致时（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亦未能发现其对效能感的显著影响。     

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与女性政治参与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CGSS2010)的数据与政治效能感的二维概念框架,对大陆女性居民政治效能感状况及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就政治效能感而言,女性在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得分上均不及男性;在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在基层选举、依法抗争和社区参与中存在同男性相比相对不足的现状;二元Logit回归模型及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表明,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在整体上有助于解释女性在政治参与活动中的相对不足现状.     

社会公平感、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分位回归模型探讨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正影响性随政治信任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在政治信任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可以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公平感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则会加强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提升政治信任的政策建议。     

转型期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微

本文介绍了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在对其原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促成农民从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合理路径。     

当前我国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及其治理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的趋势,这给经济建设、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都造成了消极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和公民素质及政治心理等主观因素双向作用的产物。治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需要以“民本”发展观为指导,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直接诱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问题,疏通、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进行“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基本素养。     

当下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表征与规范 ——基于H市“八千公墓”事件的解析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参与能力都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政治参与行为频发。受制于我国目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有限性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转向经常发生,对社会的稳定扣谐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文章通过案例解析,分析了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现状,透视了政治参与非制度化转向的演化逻辑,提出在信息时代,政府应当科学地对待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拓展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监测并提高回应能力,引导公民理性的政治参与。     

当前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改善

减少甚至消除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本措施是要加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农民政治参与强烈要求同其政治表达与参与机制不完善的矛盾,农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实现同其自身发展和组织程度较低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键。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