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突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等,特别是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在这种以权责对等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安排下,官员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官员问责”的台前幕后

前不久,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接着,著名行政法专家杜钢建撰文指出,《纲要》亦强调依法行政最后要落实到责任追究上,建设责任政府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继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后,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还将于今年推出。此外,与问责制度紧密相关的《国家监督法》、《公务员法》也将出台。因此,敏锐的观察家们发现,党中央、国务院处理在重大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批官员绝非偶然。“官员问责”的背后,有着发展的历史背景、系统的政治逻辑、深刻的执政理念。     

官员问责

随着近期又一批高官在廉政肃贪风暴中落马，中纪委——这个特殊的机构，再次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廉政和反腐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纪委展现出的雷霆万钧的效能和威力，让某些人心惊胆战。让更多人拍手称快。     

为“问责撒谎官员”叫好

让我们看两组镜头:第一组镜头:2006年11月21日,国家环保总局、监察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06年环保总局、监察部第三批挂牌督办的六起环境违法案件,“贵州六盘水市副市长弄虚作假欺骗督查组”一案被列为第二号。2006年9月22日,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在向国务院七部委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时,明确表态“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经调查,督查组发现六盘水市当时有30余家焦化厂等化工企业。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表示,“贵州六盘水市副市长弄虚作假欺骗督查组”一案事实清楚,将由贵州省监察厅依照有关法律,追究该副市长行政责任。…     

用制度化问题遏制“问责秀”

目前，全国出台行政问责制相关办法的省（区、市）已超过10个。然而，就总体情况来看，全国尚缺乏统一的行政问责标准，也没有将行政官员的所有职责行为都纳入行政问责范围。     

官员问责，向“不作为”开刀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吃吃喝喝捞票子。”这首流传在民间的讽刺贪官污吏的打油诗,目前却被一些庸官奉为“官场之道”。不过,近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不仅对大小贪官猛施重拳,更把整治目标扩大到治庸治懒,那些认为只要不贪污、不受贿、不违法犯罪就不会“出问题”的无为官员,今后可要好好思量思量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官员问责”

近两年，随着“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龙岗火灾”、“河南登封矿难”等几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一批党政官员被追究责任，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掀起“问责风暴”。“官员问责”事件的发生表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对人民负责的理念．也反映了新时期党执政努力的付出与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     

问责官员造假

近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沈庆华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沈庆华被免职是因为“年龄造假”的问题。此前,沈庆华被举报年龄造假,“13岁参军,15岁入党,‘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5岁”。沈庆华因“年龄造假”被问责,其标杆意义自不待言。虽说只是施政伦理的回归,但它所彰显出的管束理性,     

近年来因问责“下课”的部分官员

中国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包括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加快了问责制的推进。     

官员问责再定边界

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针对以下七种情形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第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第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官员问责与引咎辞职

[案例]某单位由于主要领导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在系统内进行严肃的通报批评，并责成该主管领导做出深刻检查。单位上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该领导应该自己引咎辞职，有的则说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应该给其处分并免去其职务。有的则在私下议论。虽然该领导并没触犯刑律，不至于承担法律责任，但再让其稳坐领导位置，依然说了算，不服!现在，如何对该主管领导作出处理？     

问责“被诽谤”官员都是“耍花腔”？

《南方周末》记者对近年来一系列囚言获罪案件调查后发现,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问责”后,纷纷继续升迁,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就整体而言,“地方官员违法成本几乎为零”。     

问责一年:“下课”官员今安在

以往,出再大的事故,发生再恶性的行政违法事件,除了惩处几个直接责任者以外,高层官员承担责任的并不多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问责渐成新气象。从罢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到问责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海宁火灾、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直至嘉禾违法拆迁,短短一年零两个月来,罢官浪潮一次次地出人意料,一次次地坚定人们对政治文明进程的信心。问责风暴过后,那些“下课”的官员均迅速淡出公众视野。他们当初是怎么“下课”的,现在身在何处,对问责又有什么新的认识,读者可能希望了解。而且,问责仍将继续,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以下展开的,就是那些“下课”官员的信息。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被问责的官员们

在四川省开展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中，各地不断掀起问责风暴，不断有官员被问责，从而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