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兼评“李庄案”的法律适用

随着＂李庄案＂二审判决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李庄案＂的基本案情对其法律适应进行分析,浅析该条款引发的争议及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探究该条款的立法价值及完善的措施和建议。     

“将第306条带上来”一场关于刑法第306条命运的模拟审判

这样的事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有的人可能已经听说过,有的人可能听说过却没见过。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事实,同样的证据,同样的场合,却以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程序进行审理。这样的事在2006年5月20—21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确确实     

李庄案引发的对司法权威困境的思考

李庄案发生后,该案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专家学者抑或媒体大众都给予了不同的评论,为李庄鸣不平的声音之中也不乏对他的道德谴责。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机制的薄弱,以及其权威的匮乏,究其原因主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司法运作背后各种因素的干预等,司法权威陷入困境的出路也要从树立人们的法律信仰,提高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唯如此方能改变现状,树立司法权威。     

张燕代表再提“取消刑法第306条”议案

在进入九届全国人大之前，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就已经成名，各样的荣誉把她推到了陕西律师的尖上。也就是因为她的出色，才成为陕西政法系统中唯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五年中，给全国律师最大的震撼，莫过于在２０００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张燕领衔、３０多位人大代表签名的“建议取消刑法第３０６条”的议案。此消息一经发出，引来了整个法律界的目光，律师自不待言。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司法公正要从立法做起，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立法的保证。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张燕的答复并没有让她满意。今年的五次会…     

刑法第306条罪状之解读

实践中,人们对刑法第306条罪状有着不同的理解。正当的路途应对罪状中的“在刑事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表述进行了较为精细的解读,以求准确理解立法精神,正确指导司法实践。     

追求审判的公正——律师博客之观察

我国恢复律师制度30多年,律师的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更是加剧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失衡,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年来发生的＂李庄案＂、＂北海四律师事件＂都暴露了律师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以致一般律师越来越回避诉讼特别是刑事辩护业务,变相罢辩。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促进司法公正,一批律师利用博客这一平台公布案件材料、报道审判过程、交流看法意见,使有共同需求的律师通过网络互相联络,组团辩护以＂抱团取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或热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律师博客成了向公众传递案件信息的主要工具,起了传统媒体无法起到的作用。众多网民也通过对律师博客的留言、转帖等方式关注案件审理,声援维权律师,呼吁审判公正,构成当下中国的特有景象。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     

对“禁止令”的一点思考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第38条、第72条规定：＂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刑法》第306条：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尴尬

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权利的有效实现,有赖于刑事辩护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众所周知,没有律师的帮助,任一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都会因不熟悉法律及其他原因而遭受损失。然而,对辩护律师这一辩护制度的核心主体的价值定位,却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我们是那么地需要他,否则就要失去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缺乏法治传统和法律训练,大多数的公民及相当的刑事立法者与刑事政策制定者依旧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于是影影绰绰地、不知不觉地对被告人的辩护…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基于辩护律师的视角

从本质上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第306条,使得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案件很难得到充分的辩论与质证.这一立法设置不仅使我国律师的社会公众形象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控辩对抗性造成一定的破坏.《刑法》第306条把辩护律师处于不公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     

《刑法》第306条与律师的权利

一、《刑法》第３０６条并不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有学者认为《刑法》第３０６条之规定有失公正，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他们认为，《刑法》第３０６条冠以律师为特殊主体，模糊了律师尽责与违法之界限，助长了对律师尽职代理的否定与限制，构成了对律师的职业歧视。第３０６条之规定极大的挫伤了广大律师承办案件的积极性与信心，直接影响了新《刑事诉讼法》之实施。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在社会上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怀疑，使艰难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本来，新《刑事诉讼法》…     

律师刑事豁免权研究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为实现司法公正 ,保障人权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律师刑事豁免权是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和降低律师执业风险的有力保障     

张燕：又消“306条”是十年的期联

已经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的张燕律师。今年又将“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并获得陕西团30位以上代表的签名支持。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支持张燕这一议案的理由十分明确，保障律师的合法执业权，就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是要使法律得到正确的实施，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就是这样一个维护律师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议案竟贯穿了张燕做全国人大代表的十年间，并至今未得到解决。     

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宪法学分析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对自侦案件中证人当庭翻证的思考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类证据之一,它是指证人就其所知悉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公正裁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和其他言词证据一样,证人证言也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某基层院2009年度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已经开庭的8件案件中有4件案件出现了7人次的证人当庭不同程度的翻证现象,这些当庭翻证的证人大部分经过教育后,又当庭向法官做了如实的陈述,其中有两人因涉嫌伪证罪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在基层院自侦案件中证人当庭翻供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当庭翻证,直接影响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结果的裁判。为此,本文就刑事自侦案件中证人当庭翻证现象的原因及解决的对策作简要的分析。     

对自侦案件中征人当庭翻征的思考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类证据之一,它是指证人就其所知悉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公正裁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和其他言词证据一样,证人证言也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某基层院2009年度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已经开庭的8件案件中有4件案件出现了7人次的证人当庭不同程度的翻证现象,这些当庭翻证的证人大部分经过教育后,又当庭向法官做了如实的陈述,其中有两人因涉嫌伪证罪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在基层院自侦案件中证人当庭翻供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当庭翻证,直接影响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结果的裁判.为此,本文就刑事自侦案件中证人当庭翻证现象的原因及解决的对策作简要的分析.     

刑法第306条存与废:倾听法律职业人的声音

刑法第306条(又称律师伪证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当存还是当废的巨大争议,这些争议或来自学理或来自实践中的相关利益群体。2009年底至2010年初的李庄案再次使得这一争论从幕后转至台前。通过考察法律职业人对第306条的真实态度,可以深入地发掘争议背后的社会因素:即司法机关观念上的误区;诉讼结构的不合理;追诉程序上的瑕疵,从而从实体和程序上为刑法第306条的未来寻求一条理性的出路———存而慎用。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与突围——从立法层面规范分析与设计

我国《刑法》第306条自97年增设至今在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笔者认为，本法条的设立确有必要。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上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立法层面的改进。本文将从本法条的适用现状切入，规范分析相关立法问题，论证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背景下应以实现制衡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坚持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此指导思想下，通过重新制定《刑法》第306、307条，在《律师法》中确立律协统一行使律师惩戒权前提下由律师惩戒委员会执行的律师惩戒前置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司法审查程序、证人财产保护规定和证人出庭作证强制性规定等，实现与本法条相关的立法完善与设计，以期抛砖引玉，早日突破中国刑事律师面对本法条时步履维艰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