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

作为世俗化政治的核心 ,政教分离产生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中 ,其要义是限定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各自的界限 ,防止它们之间的相互混杂、相互争斗或利用 ,从而既维护宗教的自由与纯粹又维持政治的公正。在印度 ,宗教的思想与规范广泛地渗透和介入到了社会日常生活之中 ,尤其在近代以来 ,教派冲突和政治的宗教化严重困扰着印度政治 ,这些都与西方现代政治的社会环境相差甚远。政教分离的实行不可能单凭硬性的宪法、制度和法令 ,而更要靠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种对信仰自由和政治公正的活生生的关切。据此 ,首先是印度宗教、其次是印度政治都有待于实行某种自我净化和自我改造 ,以为政教分离的充分实现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     

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是对"新政"式自由主义的回应和反击,旨在遏制和矫正激进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在重构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新保守主义对内举起继承和发扬传统价值观的大旗,对外摆出一副强硬好斗、盛气凌人的架势.美国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为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国新保守主义70年代的舆论攻势、有效组织和坚强领导为新保守派登上政治舞台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

天主教伦理是拉丁美洲文化体系的主要基础,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天主教伦理观对拉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成为具有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经济长期难以走出不发达的主要根源之一。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别成为南北美洲以后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析了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不合拍关系,通过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揭示拉丁美洲长期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作者的结论是,拉美地区走出不发达的状态首先在于走出文化精神上的“不发达”。     

论美国政治的权力分散特征

了解美国政治的特征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基础。 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民众构成、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深刻而持 久的影响, 美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分散, 权力分散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这 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多元主义体制表明, 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 心的运作来体现的, 除了政府机构, 各种社会力量在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     

茶党运动兴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茶党（Tea Party）迅速崛起,成为保守主义势力的新代表。白2009年崭露头角开始,茶党抗议活动范同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升级,其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波及全美750个城市,参加人数高达200万。茶党运动迅猛发展,已成为目前美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     

斯拉夫派的理论实质及其路向探索——兼论斯拉夫派对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影响

以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末。斯拉夫派是在与以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西方派的争论中形成的,他们反对西方派提出的西化路向,主张维护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与农村公社,认为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斯拉夫派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构成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现代化出路探索参照的重要一维。正是基于对斯拉夫派现代化出路探索局限性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走上了独立的探索路向。     

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以美国的地区战略为视角

本文以美国的地区大战略为视角讨论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欧亚腹地为地缘政治史上的"心脏地带",19世纪下半叶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博弈"。冷战后,美国参与这一地带所谓的新一轮"大博弈",其地区大战略有"大中东倡议"、"新中东地图"、"大中亚计划"和"大南亚理念"等。这些不是玩的概念游戏,就是一厢情愿的妄想。"重建阿富汗"是一个美好的许诺,如果掺杂了其他的考虑,那就会在这一"美丽的"借口下变了味。     

中俄美大三角与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兼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地位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原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独立,中亚在全球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中、俄、美三国与中亚均有利益关系,三国对中亚所持的政治态度及其地缘政治战略各有特点.在"9·11"事件后大三角关系在中亚的演变,使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具有显赫地位及影响力.在一定时期内,三国将在中亚地区以反恐合作为契机,以合作为动力,共创"三赢"的局面.     

关于索马里危机的地缘经济与政治思考——兼论罗佐夫分析索马里危机的独特视角

亚丁湾海盗问题似乎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索马里问题依然十分值得人们关注。里克·罗佐夫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了索马里危机的性质,认为美国和北约为其军事目的和确保其全球能源主导地位而采取控制整个印度洋的计划与行动,才是索马里的真正危机。尽管罗佐夫对索马里危机的一些分析还不够到位,但他对国际社会的提醒却并不是多余的。解决索马里问题必须从根子上着手。中国必须正视国际霸权存在的现实,在努力提高自身软实力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硬实力的继续提升。     

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论美国反恐怖主义对东南亚的影响

"9·11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方向与进程.正如一位日本教授所说的,回教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的袭击"正如在棋盘中投入了一个棋子,使国际政治形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最近,美国政府明确宣布,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回教恐怖主义组织与本·拉丹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美国进行打击的对象.也就是说,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亚和中东,东南亚也是美国密切关注的地区之一.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已经引起了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变化,今后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的变化.     

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关于当前拉美国家政局经常出现局部动荡的一种解释

拉美国家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有政党、社会运动、土著人组织、天主教会、工会、军队、国际组织和个人等。首先,上述任何参与既可能采取体制内或合法的参与形式,又有可能采取体制外的或非法的参与形式,这主要取决于一国和地区内各主体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参与主体的力量结构的不同。其次,上述任何主体体制外的政治参与都有可能影响到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稳定。第三,拉美国家政局局部动荡的制度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议会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但由于人民教育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文化、分配和政治上的需求迅速增加,与当前拉美的政治参与机制,如政党制度、三权分立等制度不健全之间产生矛盾,人民的愿望难以伸张,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转而采取非法参与形式,引发政治局部动荡。     

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新探

本文较系统地总结了拉美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 ,回答了政治学研究中关于“西方民主普世论”是否有道理的问题。作者认为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民主—专制”周期性交替的现象以及近年来不断发生政治危机的事实都证明 ,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并不符合拉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拉美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不应该是“移植”或“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 ,而是要发扬战后拉美人民的制度创新精神 ,创造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有足够政治优势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的民主制度。     

天主教会政治-社会立场的转变与政治发展进程:拉美实例

自天主教传入拉美近500年的历史进程中,教会在拉美的政治-社会地位经历了三次根本性变化,与此相适应,其社会-政治立场也发生三次重要转变.三次变化和转变既是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结果,又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天主教会一直与拉关的政治发展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是该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政治-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天主教会虽已不再是拉美国家政治舞台上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但仍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     

影响土耳其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土耳其有四大政治文化遗产,即传统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治遗产、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凯末尔主义遗产和多党民主政治遗产.它们都在现代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中起独特作用.作为一个创造了悠久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而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现象,正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当代社会现实相互冲撞和冲突的产物.     

拉丁美洲:政治发展与社会凝聚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二次大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和格局.在30余年的时间里,民主政治取代了威权体制,并使频繁的军事政变乃至战乱告一段落.在拉美历史上,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分阶级、种族、性别,第一次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各种色彩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左翼力量.然而,拉美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主体制下社会的治理状况却是千差万别和极不平衡的.拉美的发展面临着极其严峻的难题和挑战,这既来自民主政治本身,也取决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痼疾.政治发展进程不仅与民主的类型和程度相关,而且也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整合方式密不可分.世纪之交的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突显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     

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

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拉美政治左转的思想高地;天主教会仍是最能影响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在历次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土著人组织通过其政治参与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是拉美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之一;社会运动、妇女、学生等其他弱势群体也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者。此外,公民社会还包括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其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     

The Political Fate of Market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Eastern Europe

Why did political leaders adopt drastic, costly neoliberal policie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but not in others? Why did these painful measures elicit popular support in some nations, while triggering rejection and protest elsewhere? To complement extant explanations for these puzzling developments, the article draws on the core finding of prospect theory,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people tend toward bold, risky choices when facing prospects of losses, but opt for caution when anticipating gains. Accordingly, leaders enact and citizens support drastic reforms only when they face deep crises, such as hyperinflation. This argument yields predictions abou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reform process, which the article assesses through a wide-ranging examination of reform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Eastern Europe. Boolean analysis corroborates most of the predictions derived from prospect theory, but also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ndpolitical-institutional context factors.     

俄国动员型发展道路和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摘要：社会发展类型取决于社会面临的发展任务与解决这些任务的现有条件之间的关系，发展类型的两个终端是内源型和动员型。在内源型发展模式下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因素；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在动员型发展模式下，国家和私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政治目的和任务成为发展的主导因素。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其在各个发展时期主要是动员型发展模式，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主体的因素，特别是政权载体的个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