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与协同理路

法治与文化在长三角这个特定场域中交融而成具有区域特点的法治文化。在外力冲击与内生因素影响下,长三角区域内同质性法治文化与异质性法治文化并存,私法文化动力较足;现代型法治文化与传统型法治文化同在,社会治理注重城乡平等;建构性法治文化与进化性法治文化共生,法治生长以自然变迁为主。受行政区划、利益保护的影响,长三角的制度文化滞后于法治观念,平等与自由竞争受制于区间行政权力,法治建设进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不足,法治文化内部尚存差异需要协同以形成合力。因此,在社会变革时代,长三角区域法治需要坚持以理性法治文化生长为主要目标,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私权主体的多元参与,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过程法治化,促进区域内法治文化的协同发展。     

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以德国为考察中心

如何利用法治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何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文化法治建设中,国家保护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多元性,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国家为文化服务并有义务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来行使国家的文化形成权.德国在文化法治背景下形成了文化市场监管的四种模式:自我规制、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和政府规制.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劣,且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促进文化发展,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目标.我国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法治建设时,可以借鉴与学习德国的经验,合理建构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公民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以给付行政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建立以行业的自我规制为主,以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政府规制为辅的多元监管体系.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论要

从法治中国视阈下审视区域法治研究，区域法治在内涵上包括国际性区域法治、大中华范围内区域法治、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又可分为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和综合性区域法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区域法治建设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而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为此，需要法治中国视阈下推进区域法治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必须多方面地营造区域开发和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投资环境。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程。一般来说,区域包括全球意义上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区域,后者是指主权国家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行政管辖层级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因而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区域法治发展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发展在主权国家的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这里主要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加以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命题,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区域法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进而呈现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个别化的方法原则",这是从黑格尔到19世纪德国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想流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方法论准则,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达到了集大成。批判地改造并运用个别化的分析原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奥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拟应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揭示和概括个体行动的本质性关系;努力探索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从现实中升华并形成思维类型;对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历史性的分析;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区域法治发展与文化传统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乃是法治中国建设应予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与策略选择。认识和把握文化传统对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无疑是我们打开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奥秘的一把钥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惯性力量,深深地嵌入广大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其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与社会共同体内在关联,无法分割。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区别,无论是文化大传统,还是文化小传统,都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对于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当下中国及其各个区域社会,需要我们重建文化传统在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传统之重建有机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内在要素。     

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的法治社会内涵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指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某些区域先行取得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所形成的具有先导或示范意义的法治区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崭新探索。不能简单地认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是传统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法治建设先导区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行,是法治发展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无论从理论上而言,还是从实践中来看,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本身都体现出鲜明的法治社会内涵。并且,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型构必须将法治社会作为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在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理解法治建设先导区域,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发挥实现区域法治的先行。     

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

随着区域科学的兴起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成为法治国家建设领域中一个全新的论题,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理论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形成基础上构建的。加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研究具有促进法学理论发展与推动现实问题解决之双重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区域法治发展的研究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治理论体系。     

还是区域法治概念好些——也与张彪博士、周叶中教授讨论

"区域"概念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涉及诸多学科的多层面的综合性概念。法学视野中的"区域"概念,就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现象而言,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意即一定行政区划中的地域空间单元和跨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单元的有机集合体。由此,"区域法治"不仅指主权国家范围内基于特定行政辖区的依法治理活动,而且指基于跨行政辖区的协同治理活动,因而内在地包含着"区域法制"的概念要素。在当代中国,区域法治是与国家法治相对而言的,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统一性的核心要义,构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体制条件下的区域社会治理权力或治权的实践载体,根本不存在"以国家主权二元论为基础"的区域法治发展。因之,"区域"与"法治"在逻辑、历史与现实意义上是完全能够自洽的。此外,区域法治与地方法治这两个概念虽然具有相通的意蕴,但是"区域法治"概念致力于引入空间变量因素,展示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丰富多样的空间结构关系,藉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展"区域法治"概念,丰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以期回应变革时代的法治中国进程的理论呼唤。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软法之治——以包容性发展为视角

软法之治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法制发展滞后问题的有效制度方案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软法在结构、功能与效力等方面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在区域经济发展领域,软法与硬法之间所形成的制度包容性发展乃是区域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题中之义。在法治语境下,区域经济软法在融入法治的过程中需要在价值取向上秉持善治的旨归,在实施依据上彰显制度的包容,在完善路径上顺应法治的嬗变。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区域法治还是区域法制?——兼与公丕祥教授讨论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忽略了法治与主权的关系,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区域的范围也难以准确划定,而且概念内涵也无法与地方法治进行有效区分。目前区域法治的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但无论是发展意义上的区域法治,还是协调意义上的区域法治,抑或是地方法治意义上的区域法治,都没有能够在法学视角下把握区域问题的本质。区域问题集中在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等三个领域,它表明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关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紊乱状态。因此,需要从中央立法、地方联合立法、区域行政和区域纠纷解决等四个方面加快区域法制建设。     

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探讨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法治体系是国家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树立巩固法治观念，加快法治文化建设，有助于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本文围绕法治文化建设，明确了法治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分别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以及路径进行探讨分析。     

西方法治的文化成因

文明源头“原始法治”的思想基因、宗教限制王权的权力制约传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理性文化对法律思维的铸造、法学的诞生以及西方思想家对法治观念的系统化总结和发展性阐释等多元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法治。“教权与王权”、“社会与国家”等权力分立观,构成了西方法治发展的内在文化主线。西方法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长、并通过不断吸取教训并自我矫正、日益完善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宪法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切实运行、宪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宪法文化的亘古长青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项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历史叙事与宪法制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党的领导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体系.我国宪法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2018年我国宪法修订及时回应了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宪法实施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体现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宪法实施的三大方略,即政治方略、法律方略和意识方略,并对宪法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指引.     

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

培育知识产权文化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之一.知识产权文化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内涵,属于法治文化.受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我国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建设知识产权文化.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语义与实践: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进路探究

总体上,法治文化既包括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设施,又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更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了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以社会福祉、公平正义、法律至上、权力规制、权利保障、良法善治等为基本内容,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互融、互补、互促的特色文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在文化自信、文化自主、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达到国情语境下的多元融合,其实践既依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共治,又需要通过优质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和自觉行为,内化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