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的探析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引起环境犯罪是客观的必然,我国应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中。所谓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不问主观罪过或者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仍然构成犯罪的刑法制度。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是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及司法实践之必要,有利于弥补过错责任之不足,有效地防止和制裁环境犯罪,体现刑法的功利与公正。     

严格责任的立法与实践

严格责任肇始于域外刑法 ,但其反映的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作为罪过责任原则的补充 ,严格责任侧重于受害人及社会利益的保护 ,有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从实然的立法看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绝对排除严格责任的犯罪。     

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的有无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严格责任为英美刑法所承认的 ,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严格责任的运用。严格责任可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前者因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归责原则相抵触 ,不足取。对于后者 ,我国刑法理论应对其加以吸收 ,使之与我国的传统刑法理论相协调 ,作为过错责任的发展和补充。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无需证明被告人主观罪过即可处罚的一种犯罪归责原则,从英美刑法中适用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严格责任犯罪的规定是否合理、公正的问题,刑法学界始终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文章拟通过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含义的介绍,对严格责任犯罪的范围、意义等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阐述了在我国刑法中对部分犯罪规定相对严格责任是很有必要的。     

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中国家秘密的甄别问题研究

《刑法》乃国之大法,其适用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等重大利益,不可不慎之又慎。而国家秘密的甄别是认定《刑法》中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的关键环节,目前这方面的司法技术还不很高超,有关规定还不尽完善,有些理解还不够准确,比如《刑法》和《保密法》中对于国家秘密的规定不尽一致,从而给认定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带来困难;再比如《密级鉴定规定》对于国家秘密的鉴别和认定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别,可能导致事后认定国家秘密的情况,有可能给《刑法》的适用带来不利影响。     

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实证研究——以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为切入

《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职业禁止制度,强化了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形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合力,完善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体系,助力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应在判决层面明确适用要件,规范适用程序,关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职业之间的关联,强化释法说理;在执行层面注意职业禁止的程序设计,强化执行衔接;在监管层面完善复权制度,保障被适用对象的合法权益。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严格责任制度的立法考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并无严格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现行刑法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基于制度基础与现实诉求的考虑,在对严格责任进行科学定位的前提下,有必要在食品安全犯罪的罪过认定中引入严格责任,以强化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与社会责任.在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格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做出合理限制,以防滥用该制度的严厉性,从而保障其价值功能的正常发挥.     

严格责任原则在环境刑法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刑法作为对社会当中各种法益进行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归责原则是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基本理念的根本准则，尤其是在涉及到环境民事侵权责任认定的时候，采取何种归责原则直接涉及到如何论证是否构成侵权，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我国一直主张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学说，故我国刑法未对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明确规定，但从对犯罪故意、过失犯罪、意外事件的相关规定来看是不存在严格责任的规定的，学者对此做了充分论证，本文对严格责任的刑法利用进行系统的讨论，整理相关的内容，希望能为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理论依据。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其价值是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的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对破坏军婚罪的认定及管辖问题探析

我国从立法、司法上严格地保护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行为人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构成破坏军婚罪.此种案件属于.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公诉案件.对军婚予以特殊的保护,有利于严格依法维护现役军人的婚姻权益,解除了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必将有利于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既有利于加强国防建设,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婚姻家庭秩序.     

人格出罪的理论澄清与限缩化适用

我国刑事立法探寻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协调,所以刑法中贯彻"行为+人格"的二元论犯罪体系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在追求人本主义价值趋势的同时,不能将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在人格之下予以任意出罪,因而应当将人格因素作为严重性犯罪定罪的例外,进行限缩化的理解与适用。依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结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防止人格因素在定罪中过度使用,有利于兼顾秩序防卫和法益保护。要针对不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类型,严格限制人格因素在定罪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严谨的"行为为主+人格为辅"的犯罪定罪论体系。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概念

严格责任最早出现于民法领域,19世纪以来,英美法系刑法也引进了严格责任的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严格责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英美刑法的一大特色,并且对打击犯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与我国的不同,其对严格责任的定义也就体现出不同的趋向,如果僵化地套用他们的犯罪构成对严格责任作界定则难以反映出严格责任的真正含义。     

危险驾驶罪及其适用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中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震慑、预防危险驾驶机动车犯罪,有利于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生活安宁,维护社会和谐。危险驾驶罪应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上实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司法适用中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宽严相济应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刑法必须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实现严格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对累犯实行加重处罚;加强对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的控制;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实现宽松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进一步限制死刑,应将经济犯罪死刑的规定减少到最低限度;扩大罚金刑与缓刑的适用;调整与完善刑事责任结构,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和复合化。     

缔约过失责任在各国的立法现状及我国相应制度的完善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该制度有着不同程度的采纳和适用。而英美法系国家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采纳是有限的。我国合同法在借鉴两大法系有益的立法经验和成功的判例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在合同法中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作出了专门规定,实现了对缔约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环境侵权案件受理数偏少的原因之一为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借鉴法益区分保护理论解释违法行为,可构建出违反保护性法规的环境侵权类型;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原告无需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此外,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损害赔偿保险制度仍亟待完善。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与证明责任分配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刑事立法设定犯罪和刑事司法认定犯罪的模型。经过长期的探索与争辩,最后形成了四要件论、三阶层论、双层次论三足鼎立的格局。我国沿袭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参照西方先进理论学说,最终形成以四要件说为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证明责任分配对司法实践、立法及司法解释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合理地配置证明责任有利于辨清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减少悬而未决的案件。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证明责任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何用刑法修复环境治理中的漏洞

中国环境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和司法与同法系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是环境犯罪治理成效不佳的主因之一。文章在借鉴国家环境立法经验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取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治理的修复路径,以辅助强化环境犯罪刑法的惩处成效。     

袭警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范式及司法适用

为保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受暴力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增设了袭警罪.从刑事政策考察,增设袭警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彰显.从立法范式审视,我国对袭警行为采取了显性规制为主、隐性规制为辅的复合型规制模式.从司法向度分析,基于立法原意,需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范畴,严格限定软暴力的适用条件,区分处理行为人对执行职务合法性产生错误认识的不同情形,并妥善解决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竞合问题.     

试论环境刑事司法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环境问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本质上它涉及到侵害者与受害者、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当下文献,发现更多学者仅仅从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分析问题,自然而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明责任问题上要求严格责任下的证明责任;这是一种片面看法。如果放在利益权衡的视角分析,则发现严格责任不能解决问题,立法者、法官需在刑事政策视野下,通过立法、司法具体划分以界定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方更好地明确检察官、被告具体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