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与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然而作为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联系更加密切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落在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后面。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或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又可为判决结果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理论探讨,以期有益于实务操作。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模式下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建构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借签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据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的基础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又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通过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比较两者的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现状,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了一些完善对策。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 ,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论文从诉讼规律出发 ,结合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探讨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问题。作者否定了“客观真实”说 ,对“诉讼真实”、“法律真实”说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作者提出了两条思路 ,一是沿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既有表述 ,二是改采“排除合理怀疑”的全新表述。论文还对其他刑事证明标准的再造进行了研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的内涵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主权时,不论是控方还是辨方的律师在行使自身代理权时,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本文在对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构建科学化的刑事诉讼证明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塑

我国现行立法过分关注客观真实,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设置过高,导致司法适用的困难。故重塑刑事证明标准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借鉴＂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最具现实意义的选择,同时应加强配套保障措施的建立。     

重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有必要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理论议题,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而我国传统的客观标准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作一探讨,同时对我国的原有标准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新观点.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进行了科学的辨析 ,并对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着重从刑事证据的本质特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 ,以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 ,论证了客观真实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从而提出应把法律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任务和要求 ,把排它性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     

浅析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表述方式,即现阶段我国应明确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并且在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和情节应采用这一标准最严格的级别"确定无疑",以保障人权,真正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随着举证责任制度的发展,证明标准的概念日益受到关注.证明标准,是证明责任在诉讼中所达到的一个状态点,即可认为证明责任已可解除的状态,抑或说是评判证明是否成功的尺度.它是一般的、抽象的,且多数情况下是法定的.在对证明标准的研究中,出现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我们该何去何从?本文将对此作分析探讨.     

“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6条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部分。本文梳理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并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探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引入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等重要问题。     

论当前刑事有罪证明标准

我国理论界对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探讨由来已久,从客观真实说到法律真实说,从内心确信到排除合理怀疑。司法实践关于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则更加体现了英美法系的特点。应协调好"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传统"证据确实、充分"的关系,结合我国证明模式特点,充分发挥"排除合理怀疑"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与之有关的其他证明机制。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重构的"瓶颈"及破解--基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如果探寻中西方刑事证明标准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刑事证明标准赖以生存的根基有着巨大的差异,两种不同刑事证明标准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中国所特有的诉讼法律文化背景的定在,使中国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得以固守,而这种证明标准对中国刑事诉讼体制与实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全局性的。突破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成为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和理论前提。刑事证明标准的转变,与其说是制度本身的转变,不如说是文化的更新,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尽管如此,制度可置换文化而先行,并对文化的转变产生一种推动力。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 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与自由心证密切联系的范畴。它不仅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证明责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标准,是一个具有主客观双重性的法学概念。本文以证明标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以获取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有益启示。最后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征,提出在法定证明基础上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