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审查判断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包括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资格的审查和对其证明力的判断。其中,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提供证据的资格是审查判断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资格的主要方面。在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一方面要分析不同时期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智力状况,运用比较法排除虚假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另一方面要针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特点,运用综合认证法识别错误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调查与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得到有效控制并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问题也随之变化,且更为复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仍然严峻。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有益于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障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稳步下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     

国家亲权视角下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路径探析

国家亲权理念是世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基本理念。当亲权不能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就需要从国家亲权视角分析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情况。据此,采取实证的方式进行探究,发现我国家事案件中存在国家亲权理念意识薄弱、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存在缺漏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通过加强国家亲权理念的认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为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工作提供指引。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未成年人发展环境

作为早期福利保护的衔接,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公约文件所肯定。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与教育模式问题、未成年人的文化娱乐与媒体管制问题、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与“少年帮派治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的意见表达权与社会事务参与问题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相对复杂,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上述问题,以保障未成年人社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论未成年人律师辩护的专业化

未成年人犯罪构成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法定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专业化与独立化,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有效性,要求未成年人律师辩护应具备专业化水准。我国未成年人律师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整体上辩护效果不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辩护质量更是不容乐观。未成年人律师辩护专业化的实现既需要国家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又需要开展未成年人专业辩护律师队伍建设。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是要确定"刑法中的未成年人",虽然刑法领域的"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刑法的规定中不同,但均依赖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得以确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什么范围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什么范围的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特殊制度。从宽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担当的全部领域,该原则既是未成年人特殊性在刑事法领域确认的基本标志,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基本前提。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立场是侧重于保护还是侧重于惩罚,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累犯制度、刑罚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在有所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潮流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预示着惩罚和保护双向强化的趋势。单向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场并不彻底的基本态势,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直接与世界潮流对接提供空间和机会。应当立足于我国在刑事领域全面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再审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直接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需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各个地区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更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做好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工作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概述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其次分析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最后探讨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优化路径。     

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探析——以未成年人溺亡为视角

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溺亡等安全事故已成为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范围狭窄,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案件的梳理发现,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应采"理性未成年人"标准,并扩大我国法律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公共场所的应用范围,为司法提供法律依据,从而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努力开创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新局面

自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问世后,我国相继颁布和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各地也纷纷制定了地方性未成年人保护法规,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开始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我们在充分肯定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已经看到过去所制定的全国和地方性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中所存在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一段时期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发出了进一步加快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步伐的呼声,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修改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的提案,不少地方也开始酝酿修改地方性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这是可喜可贺的现象,预示着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将会迈上新的台阶。     

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和对策的理性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完全有可能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的水平上,未成年人犯罪率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对上海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有趋向严峻性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可以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新一轮高峰的到来。上海地区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具有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水平上的可能,这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和充分的科学根据基础之上的。保持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稳定态势,需要我们加强和优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将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思想和精神,渗透到改革的每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贯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提上正式的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为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通过对403名法官、323名公众、24名律师和1400名未成年人罪犯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厘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更加纤细的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制度,其中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专章进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程序介绍和规定,并明确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方针,对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特有的权利进行规定,确定了三种特殊制度,这对于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益起到了较大的帮助作用。通过不断完善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制度,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未成年人的良好发展,以为其改过自新提供机会。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新动向及其审判机制的建构

随着当前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改革的进行,未成年人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均设立了少年庭,集中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当前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主要是离婚后的变更抚养关系、探视权、抚养费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分析其特点、成因和审理难点,对于提高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文根据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特点和当前的审判实践,对构建新的未成年人民事审判机制提出了建议。     

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重点分析——以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状况调研为基础

考察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实际发生状况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率虽呈下降趋势,但不立不诉的未成年人特殊预防需要、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特质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性质恶化应对,以及预防机构的分工配合都迫切彰显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必要性。调研表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存在着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率逐年上升、互联网加重和影响未成年人犯罪、不同家庭因素决定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特殊预防缺乏细化规定的四大问题亟待解决,应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重点问题。在预防立法细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可以系统、有效地搭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协作平台,整合各相关单位职权而共享信息、互相配合,以充分保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办案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部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和实施,宗旨在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已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但刑事司法部门同样履行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尤其是在案件侦查时侦查手段的运用及有关强制措施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影响到嫌疑人子女的心理和生理反映。职务犯罪嫌疑人一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基本原则

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构罪问题,应当摆脱成人的思维框架而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进行,据此所制定的规范方可使得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也方能实现特别程序设立之目的,进而将教育、保护、预防、矫治等思想理念贯穿于整个少年司法体系中。应当看到,确立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原则,既是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也是由未成年人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渐进性、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内容的单纯性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等所决定。基于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未成年人自身及其犯罪的特殊性,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来构建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至少应当遵循非罪化、轻罪化、有效化和利益衡平保护这四个基本原则。     

“上海实践”到“上海理论”——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模式”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实践”,开创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先河,积累、创造了众多经验和有效做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实践”, 上升到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理沦”,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和上海特征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模式”,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作证的若干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方式以及作证程序等问题，在国内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确定未成年人证人资格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合理界定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科学设计未成年人作证的方式以及程序，不仅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顺利推进大有裨益。     

论未成年人独立主体地位与保护法的科学性、实践性

承认未成年人的特殊独立主体地位对于制定完善的、有创造性、针对性、实效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构建科学的、严密的、能动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未成年人的特殊独立主体地位,及这一独立主体地位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一些突破性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原则进行分析,探究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