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农民主体性肖像——通往理想途中的束缚与解放

在通往理想的途中,农民备受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等方面残余束缚。当前应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自治政治组织、消解乃至替代共同体、扎根社会主义核心观念于农村以解放农民。最终国家、社会和家族等组织朝着与人的主体性发挥方向完善,农民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变革,农民主体功能单位的辩证发展经由家庭中介与个人合一,道德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一致。怀旧、无为、乐贫的传统农民主体性终结,现代农民主体性诞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的观念传播机制及其历史镜鉴

政治传播理论可以对传统中国主流观念的传播形成有效解释。传统中国的主流观念主要由大一统观念、华夷观念、家国观念、和合观念等中华民族的共性观念构成。传播主体主要由统治者阶层,包括中央权力阶层、官僚阶层以及“士阶层”承担;传播客体包括农民阶层和羁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生产方式、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是界分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准,同时,其相似性也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巩固的支撑要素。主流观念由传播主体向传播客体的扩散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共识。内部共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政治传播机制对于当下具有重要启示,持续凝聚共识仍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论农民主体意识的张扬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中国农村社会农民主体意识结构发展的一般逻辑是，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群体主体意识居于核心地位，而进入转型期，必须建构以农民个体主体意识张扬为前提、以农民类主体意识为核心的农民主体意识结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农民主体意识觉醒、确立和张扬的过程。     

失衡与重塑：农村文化发展问题

农村文化是指存在于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技术(物质)价值观念体系,主要包括五大基本要素:作为文化参与者和承载者的农民群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农村集镇内的文化设施、设备和场所;农村社区与外界的     

抗疫国际合作的中国故事

中国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全面深化各个主体间的团结合作为核心,以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为着力点,以加强抗疫制度建设为政策落实保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坚持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相统一、整体把握与分类施策相统一、开展合作与坚持斗争相统一。     

从道德革命到伦理觉悟：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对民族整体生活的精神性把握就是伦理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着现实上的与观念上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道德革命思想启蒙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唯物史观对民族伦理精神的激活,体现为自我主体（主观道德）—世界（社会实体）—实在主体（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就其主体形态而言,从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到唤起人民的精神主动,伦理精神从主观形态转变为客观（现实）形态,实现了精神突围,构成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就其历史形态而言,作为共同体生命原则的伦理精神的创新发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百年团结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伦理精神的新传统。     

建设农村和谐文化的几点思考

农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在农村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群体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建设农村和谐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农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建立农民可欲的本体价值观,为农民提供一种市场经济能力以外的,以农民为主体、适应农民现状的文化空间,从而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构建社会和谐。     

礼乐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礼乐文化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礼乐文化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内涵,主要包括仁爱、和合、敬重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发扬了礼乐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社会以礼乐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探究礼乐文化精神之所以深入人心并影响深远的基础上,提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和途径.     

建设农村和谐文化的几点思考

农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在农村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群体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建设农村和谐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农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建立农民可欲的本体价值观,为农民提供一种市场经济能力以外的,以农民为主体、适应农民现状的文化空间,从而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构建社会和谐.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结构、哲学建构方法及其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显然是人类。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梦"之民族国家价值主体关怀前提下,对价值主体人类形态的认同和高扬,是价值主体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化。中华传统文化悠久高远的"天下主义"人文理念和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命运"旨趣,是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方法论资源,前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导性原则,后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原则,二者结合起来则为"奉天承运"。在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的情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包含、代表、引领人类共同价值,提升和拓展人类共同价值。     

走向实践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构建路径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转向共同体的发展模型是其基本的目标指向。＂共同体＂概念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思想,费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基本论述则是该理论最早的完备表述。而后的学者对人类共同体的研究都沿着亚里士多德和滕尼斯的路径进行。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构成了中国社会践行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传统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于价值观念、性感、习惯等本质意志的精神信念为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转型社会的现实使得中国重建社会共同体成为一种必然。于此,本文提出我国社会共同体路径培育的三个转向,以期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有益。     

中华优秀礼仪文化之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意蕴北大核心SSCI

中华优秀礼仪文化是中国社会世代相袭的重要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代际传承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中华儿女精神建构的丰厚文化滋养,集整合社会秩序、明确伦理界限和规范个体行为的作用于一体。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阐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价值理念,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核心要义融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中,发挥其在社会、政府和个体三个维度的重要价值意蕴。社会层面,厚植良好的文化土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稳固的文化基础;政府层面,提高基层的治理实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风清气正的现实环境;个体层面,提升民众的综合素养,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培养德行合一的实践主体。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致富的创新之路

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其发展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巨大的创新能力,中国有着区别于西方各国的涉农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国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才能激发农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出通过农民、新型合作社、基地、龙头企业四者结合的有机共同体以及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走出一条中国农民致富的创新之路。     

国家集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命运共同体。鉴于认同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且共享着核心内涵,本文认为,国家集体认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因为无论处于何种分析层次,认同与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会发生改变。考虑到集体认同最终表现在行为层面,若以国家的行为动机作为衡量标准,便可对国家集体认同进行类型辨析,进而能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本文假设"欲望"、"精神"和"理智"是国家的基本行为动机,分别决定着国家对其所属共同体所持的三种集体认同,即功利性认同、规范性认同和类主体认同。这三种集体认同分别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发展阶段,即利益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文化精神视角下的传统农民主体性

传统文化精神是观察传统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视角。内倾主导的文化在个人身上现实表现为压抑自己、剥夺自己、虐待自己，生成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忍辱负重、唯唯诺诺等国民性格。在生活在传统文化之根的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法儒两家的整体主义因历代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儒表法里并依托于各种宗法共同体影响深远。且配以君主专制式的自上而下的强大权威时，压抑了个人的欲望和需要，独立人格无法形成，自我无法生长，人们丧失自主性而不自知。崇古意识形成保守拒变、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人格，创新被视为异途、异端；皇权心态使主体的思考、判断和行动权让渡给他者，主体异化为客体，这些被当作主体的他者被众多的无主体性的“主体”烘托成一个具有压迫力量的巨大客体，每个成员个体在它的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内倾主义、整体主义、崇古主义和皇权主义使传统农民清静无为、丧失自我、墨守成规、奴性依附。传统农民主体性与自主、自立、自由的现代主体性比较而言相距甚远。     

公民公共安全契约精神：内涵、价值和培育

公民在公共安全中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作为客体,公共安全是事关其根本利益的最基本的民生;作为主体,公民在公共安全中处于主体地位,具有主体责任和主体使命,公民公共安全契约精神是表征其主体性的重要方面,培育公民公共安全契约精神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并处于刻不容缓的时间节点。我国公民的公共安全契约精神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无形而巨大的公德软实力。深刻把握公民公共安全契约精神的基本内涵和重大价值,明确其践行路径,对于提升国民整体文明素质、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加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安全强国,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规定与实践逻辑

共享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共享发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基石。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凸显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建立以社会公平为主要价值的保障体系、形成合作共赢和创新驱动的实现机制、打赢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为主线的共享攻坚战的基本规定。同时,共享发展是以实现一个共享梦想,统筹两个大局,打造三维共享发展共同体,形成四级推动系统,创立五方面推进的物质财富共享模式为实践逻辑。     

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概念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倡议践行了这一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涵的全球治理价值及逻辑包括：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中“推己及人”“己欲达则达人”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与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新时代的共同体精神与软实力体现为自信、包容、开放、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其对内为民族精神共同体,对外表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和全球治理价值。依托“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的推动意义。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