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先富”向“共富”转变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共同富裕”成为了亮点之一,在“先富”向“共富”转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再提“效率优先”了,“注重公平”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坚持“效率优先”更具有不容轻视的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先富"与"共富"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先富"与"共富"是一个重要课题.先富带后富,逐步缩小差距,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

“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改革定位在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而且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来自哪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不断依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继续破解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转型,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及其成功实践

"先富共富"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社会主义若干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了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还体现了内容的广泛性与过程的动态性的统一;部分先富不仅有其确切的含义,还有着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先富共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两个大局"战略的实施是"先富共富"思想的成功实践.     

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历史考察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历史演变:1975-1978年,"大政策"的提出阶段;1979-1984年,根据改革初期的实践对"大政策"的进一步思考,提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1984-1992年,在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对"大政策"思考的侧重点,是强调先富带后富,东西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990-1992年,提出对"大政策"具体走向的时间和方式的初步设想;1992-1993年,对"大政策"的最后思考,提出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     

“民生基金”提速江津“共富快车”

国民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稳定器。它的稳定器作用,主要通过几条路径产生效果——地方财富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社会保障支出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再分配;慈善和转移支付、财政公共基金支出等再分配;国企利润分配,困难人群通胀补贴。要实现“共富”,就必须在这几条路径上走出新路,建立合理收入分配机制。     

正确认识、处理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与部分先富既是根本目标与实现途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是过程与阶段的关系,又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处理二者关系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公平与效率的兼顾,这样才能促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试论“共富”与“先富”的关系问题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先富”带动“共富”的思想。以后他又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因而,“先富”带动“共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建设有中国     

破除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障碍

建国六十年几来,我国科技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科技领域存在的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障碍影响了科研的进一步发展。     

试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障碍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推进以来,在经济体制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都存在一些早就规划了要改的,也一直在努力改的,却又始终改不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是某些深层次的矛盾没能解决。本文力图从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赖以形成和健康运行的外部力量来分析制约改革深化的障碍,寻求改革思路上的新突破,从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云南统筹城乡发展的若干体制障碍和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深刻阐述了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云南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任务艰巨。本文从体制的角度分析云南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这对于云南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推行农业产业化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对策分析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体制 ,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现存的农业经营体制中有许多制约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等 ,都严重地阻碍产业化进程。要实现农业产业化 ,必须冲破以上障碍 ,其对策主要是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农业科技体系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富”的实践进路

物质资料丰盛与精神文化富足是全体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精神生活“共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指向与现实考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助力人民群众解决精神难题与发展精神生活的稳定器,实现精神生活“共富”,必须发挥好核心价值观定向引领的作用。核心价值观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内在同构性,用好核心价值观的“三倡导”,加强全体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精神融入度、健全评价体制机制等实践,满足全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早日成为现实。     

完善财政分配体制 增强地方财政实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与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两改一建"的重大进展,初步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分配体制(收入划分)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支出管理),形成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从当前情况看,政府财力与事权、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度、财税体系等仍然影响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增加,成为完善财政体制的体制性障碍.为此,我们必须协调配置政府财力与事权,减少财政管理体制层级;调整规范政府间收入划分,努力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基础;创新税收征管体制,健全财税运行体系;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摆脱基层收支困境.     

工会建起“扶低共富”联系卡

正为扶助低保户和低收入家庭实现共同富裕,3月份,农二师三十团园二连工会发动本连党员干部与本连的6户低保户和低收入的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一人帮扶一户,争取在两年内让这些收入低的家庭富起来。同时,园二连工会深入低收入者家庭中,了解致困的原由,针对每个扶助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帮扶方案。     

正确认识“先富”政策与贫富差距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对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关系作出的明确规定。我们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提出要“消灭剥削”,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又允许剥削现象存在？一方面提出要“消除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为什么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此有不少的人感到疑惑,至对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表示怀疑。     

从“舍小家”到“富小家”

如果说，三峡移民悲壮而义无反顾地告别故土，是吟颂的“舍小家”主题曲，那么，“搬出”、“稳住”之后，移民走向新的生活，如今要唱响的，应该是“富小家”的大合唱。“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同时也要“富小家”，这是一部高亢雄伟的时代交响曲。     

引导农民从“骤富”到“长富”

曹红涛在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对于农民，征地是一把双刃剑：带来财富，却也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的风险。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透支了远期收入，寅吃卯粮，就很可能在失地后再陷入“破产”境地。富起来后怎么办？答案不仅雇农民。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只管发放补偿款，对正确消费的适当引导、对用好财富的政策扶持，全都付之阙如。把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需要做好引导工作，让农民真正用好手中的钱。     

念好“共富经”要靠改革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孜孜追求和不竭动力。重庆肩负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命,率先提出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目标,率先推出“共富十二条”系统谋划。这是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新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探索,必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念好“共富经”,让“共富十二条”开花结果,要靠改革。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体制缺陷与机制改善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乡平等和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服务水平较低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服务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尤其是供给主体和供给渠道单一,公共服务的决策体制、监督体制及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当前,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社区服务体制;"上下"结合的决策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和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